“他的诗歌不晦涩，简洁干净的文字总流露隐隐的忧伤，于诗歌他是有天赋的，小时随口写的太阳烘烤大地那个表达就是放在现在也让许多文字黯然失色”；“他的水晶童话的诗歌王国明澈可鉴”；“诗中的顾城是童真善良到一种极致的赤子”。这几条回复的短信是有代表性的，几乎是公众对顾城诗歌普遍的看法。作为诗人的他无疑是个难得的天才。在同时期的“朦胧诗人”中，他的艺术气质和语言天赋都出类拔萃。他那句“黑夜给了我黑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是一代人的精神写照和那段历史的集体共鸣。

    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当年是从接触朦胧诗开始的，更准确的说，是从摹仿他和北岛开始的。我用过北岛的语气：“陷落太阳光荣的城堡/流放雷电的云层苍白”；更多用的是顾城的口吻：“先画片很大很大的水/再画条很小很小的船/船在水上/撑着孤单的帆”，“为了黑夜里睁大的眼睛/我请求彻底燃烧/或者是彩色积木/在孩子们的手里/成为梦、想象和未来”。显然，谈论顾城，要求自己不动感情，我做不到。

    先说他的死吧。自杀，作为一种了结生命的方式，古往今来，人群中屡见不鲜。是一个人的私事，不值得鼓励也没必要抨击。人，活多久，也要死。死，是生命的彻底黑暗，也可能是生命对黑暗的彻底摆脱。每天每时都在发生。如果仅仅因为他是个诗人，就把他选择死亡方式的问题社会化、道德化，其实是对他死亡权的侵犯。这种侵犯和剥夺还发生在海子等诗人的身上。哈姆雷特早就说过：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全人类的。诗人，从来就是人类的一部分，再伟大的诗人也不能走到人类的外面脱离死亡的结局。但从精神范畴看，诗人又从来就是人群中最尖锐又最柔软的部分。我可以理解人们对“诗人之死”的格外关注，但反对因此把“自杀”以及“近似于自杀的疯狂”与诗人生命的极度敏感与不可救药的痛苦划上等号。“人活着就是受罪”，这里的“人”泛指每一个人，富人、穷人、当官的、种地的、做生意的，也包括诗人。

    对他的自杀，朋友们说：他“长期沉浸在诗歌里导致精神抑郁，最后分裂崩溃”；“他太入戏了，分不开生活和诗的意境”；“他对这个世界认识得足够深刻，自在的矛盾也到了激化的状态，一方面童心犹在，一方面深刻异常，从而形成了悲剧人生”；“ 性格与内心的纤细敏感在一个诗人身上也是一种对自身的折磨，写诗的人灵魂或多或少都是游离在一个除现实之外的空间里，期望与幻想不能实现，玉宁碎，不浊流”；“他的生命意识属于辽阔深远的人性，灵魂是大自然的回声，他骨子里的极致决绝引致现实中的顾城走进幻想的家园和秩序，当终于遭遇破灭，他于瞬间引爆了自己和所爱的人”。

    也许我应该就此放弃这个话题。当我试图用语言去接近这位素昧平生的诗人，结果可能是恰恰相反。但已经说到这里，有关他“弑妻”一事就是我无法避开的了。有位从事司法工作的朋友在回复中指出顾城杀妻有几种可能：“一，根本不是他所为，因发现爱妻被害异国他乡，无能为力，悲痛欲绝而自杀；二、病态杀妻；三、因发现谢烨不忠而早有预谋，托付好孩子与妻同归于尽；四、与英子有关，或是与案发过程中顾城接触的其它女人有关”。

    我引出上面的这段推测，不是要故弄玄虚。撇开顾城的诗人身份，回到法律层面，这就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果真是他杀的，那么诗歌、爱情、理想国、救赎和升华，所有美好的字眼都不能篡改事情的性质。我同意一位博友所说：“他的行为，有着精神不正常的感觉。他的死与其他诗人和作家不同，包括海子，日本的川端康成等，那些人是心理上走到了一个人生认识的深层，而他是有着无法摆脱的阴影”。杀人，不是像他说的那样“像朵荷花/杀了，就把它拿在手上”。但当年在那个远离祖国的岛屿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已被当事人带到天堂或者地狱，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自以为是的真相只是颠扑不破语言的圈套。

    人性本来就是可疑的。在我们生命的内部，天使与魔鬼共存。暴力倾向和犯罪的念头几乎人人都有。就文化立场而言，东西方对死亡的定义和主见差异显著。西方建立在批判理性上的生命观，即使到了海德格尔的死亡诗学，以追问的方式敞开、去蔽，绽放生命的诗意，向东方哲学靠拢，但他终究没把死亡看成是生命的升华，可以平静而欢乐的迎接。有朋友推测，如果顾城不出国可能会避免悲剧的发生。也许吧。

    但这不是我在这个春天提起顾城所要阐述的，或者说我的阐述与我内心的思维并不吻合。作为那个特定年代的产物，顾城的诗歌点亮过黑暗中摸索的眼睛，已经以火焰的形式凝固在历史的记忆里。他和他妻子的死并不比其他人更无辜，但他扎根在文字里的形象比许多人都要牢固，这就够了。他也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匆匆过客，活过，爱过，并留下了一些分行的文字让我们心疼，如此而已。 一个写诗的女孩子回我的短信：“顾城是诗，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