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公民》的编剧兼导演徐昂说他并不想拍法律戏，就是“想拍12个中国人坐一块儿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显而易见，中国没有现实意义上的陪审团体制，本片只能将之发生在政法大学的课堂模拟考试，十二个普通人必须进入规定情境，讨论一个社会新闻事件引发的“嫌疑人的罪与罚”问题，考验他们的首先是根据证据来说话，其次就是中国人应该怎样说话。

《十二公民》改编自经典话剧《十二怒汉》，也确实致敬了1957年米高梅出品的黑白电影《十二怒汉》，该片是西德尼·吕美特处女作，亨利·方达、李·科布、马丁·鲍尔萨姆等人主演。《十二公民》很经典，经典到数不清有多少个话剧版本和电影版本，尤其是日本和俄国，以2007年尼基塔·米哈尔科夫主导的最为著名。每一个版本都在原作基础上进行了本土化的改编，以米哈尔科夫的《十二怒汉》为例，加入了车臣战争、俄罗斯民族问题、家庭问题等，打破原有的封闭、单一空间，也突破原有的剧作结构，独具导演作者风格特点，成为新的范本。

瑞吉诺·罗斯是电影《十二怒汉》的编剧，于2002年去世，他的儿子在2012年接受一个关于他父亲的采访时说：“我希望今天的人依然能从这个故事当中学会如何包容和宽恕，学会与人类的偏见本性抗争，而不是与之沉沦。”这或许是各个版本得以在不同国家广受欢迎的原因——人类的偏见本性。在《十二公民》中也无时无刻不在展示这种偏见，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无法沟通也因为彼此心存的偏见，而到最后的和解是因为“坐下来好好说话”了，不再固执己见。即使中国GDP已经是绝对意义上的全球老二，亚洲投资银行也将冲击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普通中国公民依然不会开会。秦汉以来，中国人便适应了要么服从权威密室政治、上面说什么就是上面，或者乱作一团、打成一片，难以在平等的前提下进行有效沟通，最终勉强鼓捣出一个妥协方案，《十二公民》给了观众观摩他人说话的机会。

《十二公民》也进行了很好的本土化改编，聚焦“富二代弑父案”，将转型期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城乡隔阂、贫富差距、行业民生、法制意识、公民素养等问题一一展现。熟悉徐昂导演的人，一定知道他是北京人艺的话剧导演；更熟悉他的人一定知道他创造的话剧票房奇迹——《喜剧的忧伤》；再熟悉一些的观众，一定知道陈道明、何冰搭档的《喜剧的忧伤》改编自日本导演三谷幸喜的电影《笑之大学》。这一次，何冰与韩童生担纲主演，与其他十位中国话剧演员共同演绎一场惊心动魄、直刺人心的现实主义力作。

“富二代”的词性已经由中性变成了贬义，甚至是恶意，在网络中极尽奢靡、无良之能，对应着全社会浮躁的、仇富的心态，然而人人都想成为富人的现实让这个话题变得极为吊诡。《十二公民》中的出租车司机（韩童生饰）、小卖部老板、保险经理人都对房地产商（赵春羊饰）投以钦羡的目光，“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论断轻易下，“资本家”的帽子随意盖，“干爹”的话题永远绕开真爱。“河南人”在舆论中着实受了委屈，《一九四二》似乎解释了什么，《失恋33天》也没有逃过，《十二公民》意在打破这种偏见，老北京与新河南的争锋相对，“二道贩子”“农民”的轻蔑言辞侮辱，政法大学保安的励志故事，直到影片最后老北京被孤立、保安扶起小老板的车，完成了和解。

《十二公民》不仅志在打破本性的偏见，也在探索拆穿话剧、电影的认知偏见，而演员们也通过不着痕迹的精湛表演证实了偏见的虚无和不堪一击。作为导演电影处女作，已经成为年度最佳华语电影候选，《十二公民》有话和观众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