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很多观众感到好奇的是《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几乎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把故事的发生地设在地球的另一端？很明显，美国绝不是一个单纯吸引人眼球的噱头，西雅图的布景也不是可有可无、随意而为的点缀，西雅图和纽约都是电影中男女对艺术和未来的向往、投射及体验。这样的设置其实正解释了“蛮横小三”文佳佳的转变的原因以及这种转变的意义。换个说法，“为什么中国人的梦要到美国”才实现这句话本身很容易引发争议，但这也确实是心灵环保问题。然而，现实中无数权贵也确实都将家人送往美国，而以知识改变命运者留在海外的也不在少数。

《晏子春秋·杂下之十》中晏子说：“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在中国人眼中这本是一条确定不移的真理，但令人感到悖谬的是，汤唯们（无论是本片中的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却恰恰是在那片遥远而又陌生的美利坚异国土地上洗涮了自己的心灵，救赎了自己的灵魂，从而完成了对“人”的回归：回归人的尊严，人的自立自强，还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相互关心、帮助。

 自亚里士多德排定戏剧各要素的座次以来，性格与情节谁先的问题就一直争论不休。亚氏从古典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情节先于性格，俄底浦斯王的悲剧命运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但随着莎士比亚市民戏剧的崛起，性格开始成为第一位的，而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的延宕式性格也成为有力的佐证。这种性格与情节的争论一直延伸到现代，随着电影的兴起开始转移到影视领域。在电影中，似乎也一直面临着这样的抉择，是选择曲折的情节还是塑造鲜明的人物？随着各种类型片的成熟以及大众对故事本身的兴趣，以情节见长的各种故事片开始占据银幕的中心。性格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而情节则是心灵生存的环境。

“非职业小三”汤唯身上的缺点已经超越了其自身，而典型地体现了当下中国人的一些普遍的缺点，例如爱围观、爱八卦，喜跟风、攀比、斗富，张狂浮躁，玩世不恭。她的作风与其所处的美国社会格格不入，从片中我们不但看到了一个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美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没有见到一个美国人出门戴口罩），更看到了一个和而不同、静谧祥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美国，尤其是美国人之间简单直接、而又真诚互信的人际关系。固然影片并没有反映一个全景式的美国，而中国当然也有值得美国学习的优点，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影片是恶意地拿“最好的美国”对比“最差的中国”，更无法说它表现的是一个“假”美国，因为更重要的是影片的焦点其实在于表现一个“最真实的中国”，而且它确实很好地做到了。

那么是什么让一个拥有五千年古老文明、本该老成持重的大国之民变得毛躁、乖戾，又是什么使得一个立国只有二百多年的“年轻国家”如此沉稳、安然？影片提醒我们不要动不动拿“中国人的劣根性”说事，把责任推给老祖宗。例如同样是“龙的传人”，影片中的月子中心的台湾大妈就讲道理，不骂人，不刁钻，没戾气，而且非常热心、富于同情心，在文佳佳落难之后不但没有因为没钱赚而抛弃她，反而是倾力相助，尤其是台湾大妈对金钱与亲情、人情之间关系的豁达及其对人生的平和态度感动人，启发人。而在西雅图和纽约的环境里，傲娇女和不温不火男才可以擦出有质量的火花。当然，我们希望中国梦更多在中国实现，而未来便在你我的手中实现这一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