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国际大酒店819房间内凌乱不堪。阜阳手足口病疫情爆发后，这里成了当地政府的临时办公地点，中央来的专家组、当地的疫情控制小组全部集中驻扎其中。
　　“我无法透露给你任何情况，再过几天连新增的病例，我们都可能不对外公开。”5月8日，阜阳市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面对记者，口气凝重。
　　但EV71病毒并没有因官方的沉默而沉默。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的病例已经超过1万。来自卫生部的警示显示，未来的6月到7月仍将是手足口病的高发季。中国的公共卫生体系正陷入继SARS之后的严重考验。

病毒蔓延背后
　　在记者的连续发问中， 819房间内一屋子的人除了沉默还是沉默，这与近几天来阜阳官场的气氛相同。“在这个时候，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引起一场地震。”当地一位官场人士说。
　　5月9日，从这个819房间中传出令人兴奋的消息：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等取得了显著成效，新发病例稳中有降。
　　“应该主要是通过人或者动物的粪便传播的病毒。”一位专家组的成员在步入会议厅前与他的同事争论。
　　在过去的几天中，医学界的专家们对EV71的传染途径仍心存质疑：阜阳所感染的5244例病例中大部分来源于农村，死亡的22病例中，有19例来源于农村，大部分专家认为，农村较差的卫生条件是其中因素之一。
　　2岁半的沙香茹是最早死亡的病例之一，死亡时间是4月2日。5月7日，记者来到她家所在的阜阳市西郊城乡结合部的胡庄，这个村庄几乎已经被用来消毒的石灰染成了白色，很多村民的院子和厕所弥漫着呛人的敌敌畏味道。
　　记者在村中发现，村民们饮用的水源大部分为深约6至7米的“压井”。“有时，井水是黄色的，里面混有泥沙和杂质，要晾上半天才能喝。”一位村民说。记者注意到，也有些村民使用的是一种深度25米左右的新型压井。
　　一位参与病例调查的专家对记者表示，无论是7米还是25米的水井，都属于容易被污染的水源渗透的地表水，即便是百米之下的地下水，如果不保护周围的环境，也有可能被污染。“被污染的水可能是引起爆发和传染的途径之一。”一个佐证是，在今年4月发生数百人感染肝炎的“贵阳事件”中，卫生部门对此的调查结果就是，在距离竹源公司取水井270米处，有一个旱厕。当时这口取水的水井深达172米。而按照我国相关的取水源管理条例，水厂必须距旱厕300米远。
　　而据记者这几天在农村的实地走访发现，大多水井都不符合离厕所300米的标准。很多村民的水井周围十米之内就散落着村民的厕所、猪圈、化粪池。
　　一位当地卫生系统人士说，这种取水的方法在农村仍很常见，“水源污染确实是很多疾病的传染途径，但一直未能引起重视，如果用自来水当然更卫生。”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阜阳的农村存在着大量外出拾荒的村民。
　　“拾荒者经常在垃圾堆里翻捡，最可能成为病毒的携带者，很多人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很可能会将病毒传染给孩子。”卫生系统人士向记者分析。
　　 在采访中，很多患者家属向记者反映，在阜阳出现越来越多手足口病病例后，开始有不少打工者回到老家把自己的小孩带离当地，流向浙江、上海、江苏等地。
　　 作为全国四大民工源头之一，据阜阳市劳动部门统计，去年阜阳市外出务工人员达215万人。而由此产生的“留守儿童”超过40万。“EV71的潜伏期有7天，这些离开阜阳的孩子如果已经感染了但处于潜伏期，把他们带走就等于把病毒带到了新的地方。”一位地方卫生局官员表达了这种忧心。但据记者了解，目前阜阳当地并未就此采取相应的措施。

脆弱的基层防线
　　36岁的王新贵是阜阳市颍上县农民，他的女儿只有1岁零2个月，目前正在重症监护室，仍未能脱离危险期。“我一个小时内接到两次病危通知书。”他红着眼圈说。
　　5月1日，他的女儿开始咳嗽、发烧，他立即把孩子送到了村卫生室，医务人员说孩子只是感冒发烧，并无大碍，用了一些消炎药，打了退烧针。但在当天晚上，病情出现恶化，小孩手心开始出现米粒大小的疱疹，王新贵立即将孩子送到县医院，医生确诊为“急性肺炎”，住院治疗一天之后，仍不见好转。5月3日，王新贵把女儿转到了阜阳二院，被确诊为手足口病。王新贵说他们还是耽误了就诊时间。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农村患者的经历都类似，在经过乡镇、县区到市级医疗机构一层层的诊断后，多多少少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EV71轻易地击破了这个阜阳政府以“市、县、乡”为核心的疾病控制三级体系。
　　记者从安徽疾控中心了解到，2003年SARS的爆发的确推动了我国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改革的进程。从市级开始，将原先的防疫站分拆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卫生监督所，而根据分工，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疾病预防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等职能；而卫生监督所侧重于食品卫生、医疗环境等监督。
　　同年，我国还启动了公共卫生医疗救治体系建设，重点是改造中西部省市县三级传染病医院和紧急救援中心。总投资达到114亿元，共支持2306个项目建设，其中央国债已下达资金41.6亿元，地方安排配套资金19.3亿元。
　　 “政策是有，但关键是没有落实到位。”阜阳临泉县一位卫生院工作人员说。据他透露，最近十年来，一些乡镇医院的设备并未改观，而对于中央关于“建设一支流行病学调查专业队伍”的说法更是没有实现。“我多次向政府要钱改善条件，但总是被拒绝。” 
　　据记者了解，2005年3月，阜阳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由阜阳市地方病防治站、市结核病防治所和市出血热研究所等四单位重新组建，由阜阳卫生局领导。此中心下设县区分中心，到了乡镇一级变为防保站，防保站人员全部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兼职，主要负责为儿童接种疫苗。
　　“县里的中心还是市里控制，但到了乡镇就归卫生院管理了，上面的很多宣传和防疫工作也就被减弱了。”一位卫生院的院长告诉记者。
　　一位防保站人员说，对传染病的知识，他说仅限于SARS。而到了村级卫生室，“好多传染病都没听说过，SARS那时搞了一些培训，后来就不了了之了。”一位村卫生员对记者说。
　　“与安徽临近的山东去年就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手足口病，而且这一病毒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当地就没有建好病毒资料库呢，阜阳卫生部门的人平时都在忙什么？”一位业内人士质疑到。
　　“当地确实建立了三级疾病防御体系，但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就不得而知了。”当地一位医疗系统内人士说，基层医疗人员的素质也部分削弱了这个防御体系的作用。

乡村医疗体系之困
　　“疾病控制中心打个狂犬、肝炎疫苗都要几百元，我们打不起。”阜阳市阜南县一位患者家属对记者说。
　　当地卫生系统一位人士告诉记者，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已经从单一由政府拨款变成现在的“国家财政投入和有偿服务收费”的形式，允许疾控机构开展部分有偿服务。而此时，更多乡镇卫生院也陷于困境。因为原先政府统一的财政拨款已经变成了自负盈亏，这对众多设施差、资金少的卫生院是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平时也就是800元左右一个月，经常还发不出工资。”在阜阳市颖西卫生院一位医生的办公室，记者注意到，该医生面前的办公桌破烂不堪。“如果我们是农村的卫生院，我们还可以拿到自SARS以后中央财政为农村拨款的国债资金，但现在我们在城郊，被划到了城市，又要自负盈亏，又没钱投入，条件越来越差。”该医生告诉记者，他们有时候一天的病人都不到10个，而且90%的都是农民。
　　而不远的王店镇卫生院得到了近50万元国债资金的补助。这些资金主要用来购买了新设备和翻新办公楼，卫生院仍需要在市场中自负盈亏。
　　据记者了解，国家卫生部门2003年有过规定，乡镇卫生所的在编员工工资都应该由地方财政补贴一部分，但至今未能实施。
　　据记者了解，今年阜阳全面实行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革（以下简称新农合），中央财政拨款40元，当地政府拨款40元，农民自己掏20元，全年共交纳100元就可以享受最高达到10万元的医疗费用报销，而报销则按照市级医院看病报销5成、县区级6成、乡镇级7成。此次阜阳出现大规模的手足口病例后，阜阳市政府也迅速表示，不管此前有没有入新农合，病患儿童的医疗费用都给予报销。
　　一位乡镇卫生院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农合推行之后，他们的日子好过一点了。“但现在我们也要和乡村卫生室抢生意，我们一方面要给他们培训，一面又要竞争病人。”
　　按照这位负责人的说法，农村卫生室的很多卫生员根本不具备医生资格，大多为年轻时“跟师学医”的赤脚医生，“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看病打针”。但“找不到人代替，只能凑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