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张居正》是“以古鉴今”
(2009-07-26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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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召政:《张居正》是“以古鉴今”
曾是诗人的商人熊召政凭借一部历史小说《张居正》获得2005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他坦言经商对自己的最大收获,在于使自己明白了观察世界不能像文人一样仅仅从道德抑或是操守的角度出发.
20年前,他是一个诗人。10年前,他是一个企业家。而现在,他凭着一部长篇历史力作重新回归文学。他便是熊召政、小说《张居正》的作者、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得主。
7月26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乌镇昭明书院举行。在颁奖礼前,记者对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作家进行了专访。
文人与商人的角色转换
“商人的生活与文人的生活是不一样的。文人是以自我为中心,商人则是以社会为舞台。”
熊召政认为相较商人,文人可以闭门造车。“我写《张居正》,把门一关可以什么都不管,只用稿纸和笔与古人作心灵的沟通;而商人不同,他必须在各种各样不能选择的环境下将一件事做成。”
他坦言经商的最大收获在于使自己明白了,观察世界不能像文人一样仅仅从道德抑或是操守的角度出发。“它使我看到了一个立体的社会,而不会仅像一个书生一样把社会看得很扁平。如果没这一段的经历,可能我就无法写出这样一部历史小说了。”
明代是中华文化的“烂熟”阶段
熊召政反对借古讽今,并说自己的作品是“以古鉴今”:“我是带着对当今社会的思考和忧患来寻找历史中可能对今天产生积极影响的事件和人物,并写入我的历史小说。”他认为明代的万历新政所面临的变革动因及改革所采取的方式对今天的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讽今意味着借古人之口说现代人的观念。鉴今的特点则是复活历史,让今天的读者从中感悟那些历史事件,从而引发他们对现今的思考。”
当被问及为何对明史情有独钟时,他作了以下的比喻:“春秋时代开创的中华文化形态,经过唐代的‘青涩’和宋代的成熟,到了明代尤其是晚明,已经像一只熟透的苹果那样开始长虫眼了。”在他的眼中,明代是中华文化的“烂熟”阶段,从中可以看出整个文化的发展脉络。因此借助对中华传统文化最终形态的研究,便能感受它的矛盾和缺陷。
细节决定真实
“历史的真实与我给予读者的真实感是不同的。”熊召政说他写的虚构事件之所以能让读者感到真实,是因为他尽力在小说中描绘了明代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环境,“举例来说,写明代人请客,就要仔细描述菜肴、着装和轿子的样式,这样才带来真实感——这顿筵席是否存在读者并不关心。要写好历史小说就要营造逼真的氛围,而这需要通过史料考证掌握大量的细节。”
“细节决定真实。事件可以虚构,但细节不能虚构。”熊召政进一步举例说,假设这次颁奖发生在明代,某位嘉宾的即兴发言就不可能马上就被远在北京的人知道,因为当时最快的传递方式是“快报”,消息最快也要7天才能到达北京。说到这里,这位作风儒雅的作家有些激动,“然而我们一些剧作家根本不在意细节。他们以今天的方式来处理情节,就造成了失真。这是不研究历史、不尊重历史的表现。”
曾有评论家认为《张居正》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压缩了人物的想象空间。但熊召政认为儒学是这部作品中必须坚持的思想主干:“我写这部小说的最初考量就是要写出明代的儒家文化氛围,这一氛围不是我杜撰的,而是当时的历史状况。明朝的一切典章制度,如科举制度都反映了儒家文化在当时的正统地位,如果我写明代社会却忽略儒家文化,是有违历史真实的。”
不看好儿子“子承父业”
熊召政的儿子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学金融专业,也喜欢文学。谈起儿子,熊召政坦言并不看好其将来在文学方面的发展。在他看来,一个作家除了文学方面的素养和追求外,更重要的是生活的积累,而其子属于在蜜罐中长大的一代人,对文学和生活的理解相比他们这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几乎不可能像他一样将文学当成实现人生梦想的方式。
“他主要阅读一些网络文学作品,读完以后便说它们不过是生活的流水账,所以不屑于当一个网络写手。但他又说像你这样的作家我当不了,写一部小说要先读很多书,这样太累。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远离文学的专业——金融。”
对于“80年代后”这一代人,熊召政认为如果他们在现有的环境之下终老其生,一辈子过舒适、悠闲而小资的生活,那么就不太可能在文学方面成为优秀的时代代言人。“当然他们之中也可能出现像普鲁斯特一样转向内心世界、探索人性的作家,但不可能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写出大气磅礴的作品出来。”
人物档案
熊召政,1953年生,湖北英山县人。出生于一个普通木工家庭。参过军,下过乡,1975年调英山县文化馆工作。1979年作新诗《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获1979~1980年度全国中青年优秀新诗奖。1981年起成为湖北省作家协会成员。1993年下海经商,现任湖北万象文化传播公司总裁。2005年其历史长篇小说《张居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