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他为老班长，因为他确实比我们岁数大、资格也比我们老，上学的时候我们大部分同学才是十六、七岁的小孩，而他当过兵，担任过中学老师，还是中学校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大学四年中，他对我们就象对自己的弟弟一样，宽容我们的淘气和不懂事，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我们，学习上热情洋溢的帮助我们。

 

他是我到学校报到见到的第一个同班同学，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着部队的军装，只是没有帽徽和领章。他就象接新兵一样，提着我的行李到了宿舍，给我铺好了床位。他给我铺的第一次床应该是我大学四年床上最整齐的一次。

 

我把他当误认为了学校的老师，开始一直也尊称他黄老师。他不好意思地告诉我，他也是从湖南考来的，原来确实当过老师。他说既然是同学了，以后就直接叫名字吧。我们同学都觉得叫他大名不是很尊重，所以四年期间，我们都尊称他为“老黄”。

 

老黄在老家有太太、有孩子，操心的事情比我们多，所以他记东西不如我们快，但理解能力绝对比我们强，他不着慌不着忙，每次考试不是最高分，但绝对属于优良通过的学生。

 

每天吃完晚饭，他有时和老左，有时和其他班几个岁数大一点同学散步聊天，不是很爱带我们这些小的同学玩。因为我们这些小孩除了调皮捣蛋，就是问他一些尴尬和难回答的问题。我们班全是男生，记得有次大家向老黄取经，问他和太太怎么亲热的。老黄给了我们一个至今也还是很暧昧的答案：等你们结婚就知道了，想怎么亲热就怎么亲热！

 

老黄虽然比我们大，但却是我们班发生的几个严重恶作剧的参与者甚至是作俑者和组织者，有了他的参与，恶作剧的布局逻辑上更合理、更逼真...

 

后来老黄在学校病了一次，非常严重。现在我们同学在一起还经常谈起老黄的那次病，应该是他肝癌疼痛的早期发作，要是当时准确判断出来，也许老黄到今天还健在并享受着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

 

快毕业那年的一个早上，我路过老黄的宿舍去洗脸间，老黄躺在床上用微弱的声音叫住我，告诉他胸口位置疼，针刺似的穿透到背。叫醒了几个同学，我们轮流把他背到学校诊所再转送到江陵县城医院。疼痛使他的脸色蜡黄发白，走不了路。老黄比较胖，也比较重，我们轮流背着一倍半重于自己的老黄，上三楼下一楼地给他化验开药打针，但就是奇怪大夫一直没有判断出他的病情。我们只好把他送回学校诊所，到下午三点左右，老黄莫名其妙地就好了，不再疼了。

 

老黄是我们班唯一一个从原籍上学分回原籍的学生。毕业分手，我们就再没有见到过他。

 

唯一我保存下来的就是他的一张毕业照，和毕业合影，还有那封保存了二十多年的毕业后他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给我的书信和对他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