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的房子，虽然称不上“豪宅”，但却间间向海，连站在厨房洗碗，都对着一湾碧水。我专用的书房，更是有一扇大窗，对准海面和海面上不断有航班起落的机场。可惜我最擅长的便是暴殄天物，两年多来，书房都保持着窗帘低垂的状态，窗外的海，一月也难得看上一回。

我也想附庸风雅，端杯咖啡，欣赏汹涌海潮和黄昏日落。但看来看去，总觉得不过是一汪时而浅蓝、时而深绿的水面，遇到晴天，海上反射的日光简直让我心烦意乱。倒是偶尔在夜晚，站在露台看机场上起起落落的灯光，猜想机上的人们今夜飞往哪里、落地的旅客又有哪些计划，更来得有趣一些。

在北京，我刚刚搬了新家，窗外的景色也从一片绿地换成了林立的住宅楼。如果是一个情趣高雅的人，可能会因此而感到沮丧，但对我这个俗人来说，却正是心满意足。因为，窗外有了人，也就有了故事。

我喜欢站在阳台看对面的窗。周末的早晨，有些窗户已经打开，那是假日里也不偷懒的家庭；有些还紧闭着窗帘，有一间甚至安着通常在酒店才能见到的遮光帘，看来，睡个懒觉对于这户人家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右手边有一户人家，在飘窗上铺了厚厚的垫子，还有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毛毯，在某一个上午，我曾经看到一个中年女子躺在那个位置上读一本书，怀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狗。

有一户人家，从窗户推断，应该是宽敞的三居室，但不知为什么，所有的窗户都用报纸贴起来，十分怀旧。又有一户，在飘窗上摆满了盆栽植物，绿意葱葱，让我十分羡慕，但也想好意提醒一句，如果是卧室的话，最好还是少放一些“氧气竞争者”。

书房和厨房的窗户里楼群更近一些。我喜欢在夜晚看对面光明的世界。有一个房间，似乎是客厅与卧室合一的开间户型，双人床靠窗摆着，床边是一张沙发，再过去是电脑。每天晚上，妻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丈夫则在电脑前，也许是工作，也许是忙着玩游戏。

我隔壁的房间，主人还没有入住，但是家具已经搬来了。他们偏爱深色的木质家具，有一只仿古的五斗橱，还有一只地球仪形状的木雕装饰，十分别致。有几个早晨，我看到女主人拿着抹布，仔细地擦拭家具。他家的窗户常年打开着，应该是为了让装修的味道很快散去，看来，这间房子也很快就要热闹起来了。

窗中窥人，每个人都是一部戏。你不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有怎样的学历背景，从事什么职业，不知道他们说起话来有哪些口头禅、是什么样的语音语调，也不知道他们做人做事有什么风格方式。我忽然获得了一双儿童般的眼睛，在熟悉的情景中寻找陌生的发现，一个从别人眼中审视自己的机会，一种与一切熟悉事物保持距离和陌生的奇妙感觉。

观察但不介入，描述但不理解，生活忽然多了很多娱乐的趣味。
好像我最近在读的一本书——英国历史学家 Frank Welsh的《香港史》中，写到17世纪荷兰商人眼中的满洲贵族，他们是这样描述的：“在北京会晤一位高层满族官员礼部尚书——最神圣传统的捍卫者，这位文官竟然‘拿出一块半生的猪肉，旁若无人地吃得津津有味。他看上去不像王公，倒更像是屠夫’。荷兰人还发现满族贵妇同样缺乏汉人地礼节，一位‘高贵地鞑靼夫人……非常快活、随便……她拿起使臣的帽子戴到自己头上，还把他紧身上衣的扣子几乎一直解到腰间’。”

你瞧，在用文化制成的窗中，中国人是多么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