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一种“瘟疫”，我称之为“衣冠势利症”。走进任何一间稍具规模的时装店、美容院、餐厅或者沙龙，所有人都会在一秒钟之内将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他们在心里盘算：包裹在这个身体上的衣料值多少钱？她的信用卡额度会有多少？她配不配与我们待在一起？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计算（通常精确到分）摆出不同等级的接待方案：A等是满脸笑容地亲切迎上，附带一杯刚刚开瓶的香槟；末等是用眼角冷冷地瞥上一眼，足以让你从脚跟到后脑勺都冒出一阵凉气。

因此，每次去香港，我都会在衣柜中精挑细选、加减乘除，在过海关的时候还得默默祈祷，要是他们让我这只总值接近于3台笔记本电脑的箱子报关纳税，可就太过冤枉。

不幸的是，最近两年来，这种“瘟疫”开始流传进内地。原来可以穿着帆布球鞋、旧牛仔裤和素色T-shirt逛街的好日子似乎走到了尽头，要想不每天被冷眼瞥上三四次，出门前的加减乘除不得不成为生活必修课。这样的发现让我大吃一惊，第一个反应就是看看存折里的人民币够不够让我每天按照五星级酒店的标准“装修”自己，结论显然是不能。值得庆幸的是，家乡的这些“新病人”们显然还没有锻炼出香港“病友”的火眼金睛，好品位和一些小伎俩尚能挽救我可怜的荷包，这样的伎俩包括：一些购自Zara的时装和一只认得出昂贵的手袋。

最能认得出的，莫过于Louis Vuitton的Monogram，隔着100米，都能看到上面连环不到头的LV字样，最便宜的一款只售4000多元，若是到巴黎买，还可以便宜1000。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在一生中见过的假LV远比真的多，所以拎着它除了在LV专卖店里可以显得理直气壮以外，在其它地方，都要鼓起勇气和那些怀疑的目光作战，心理稍微脆弱点儿都不行。怎么办呢？又不能在上面贴个标语：这是真货！

聪明的人很快想出了办法：在大牌子里挑些不常见的款式。Logo是熟悉的，款式是陌生的。人们对陌生的东西通常充满敬畏，1000年前，我们这样看待西红柿，今天，我们这样看待Prada的Cerro Antik。

手袋除了是自尊与自信的保卫者之外，还可以充当“公关大使”，让两个初次相逢的女人产生惺惺相惜的热情。有一次，我背着一款Kate Spade的白色藤编手袋去采访一位欧洲名模，一见面，她就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指着我的手袋大叫：“是Kate Spade！我也爱Kate Spade！”还有一次，我和我的采访对象不约而同拎了一只同款不同色的LV epi手袋，那次采访顺利得有如多年老友重聚。

在时装界，撞衫是一场灾难，但是撞手袋，几乎可以媲美一见钟情的甜蜜。可是，别高兴得太早，陷阱就在你的前方。

手袋设计师有一种怪癖，我一直无法理解。他们对待每一只手袋，都像对待一个孩子，不厌其烦地在各种语言中搜寻最美的名字为它命名。去年春夏大热、正面装饰有巨型搭扣的Fendi手袋叫做B Bag；Yves Saint Laurent用明线车出Y字型的手袋叫做Muse；在Net-a-Porter上售价794英镑（约12000元人民币）、36小时内售出376只、以一只大锁为标志的Chloe手袋叫做Paddington，如果你幸运地买到一只、又幸运地在派对上碰到另外一只，可千万别对它的主人说：“原来你也喜欢这只大锁包！”除非她也没听过Paddington的大名，否则，你们的“一见钟情”只怕比一夜情更加短暂。

另外一件让我困惑了很久的事情是，为什么手袋的价格与它的用料不成正比？Chanel在去年春夏推出的复刻版2.55，面积和容积都只有秋冬推出的Coco’s Cobas的三分之一，可是售价却要比Cobas贵上三倍。狠狠翻查了一遍时装史，我才明白，原来小手袋是上流贵妇的标志，她们的手袋里只需放下一盒香烟、一支口红、一只银质打火机和一块雪纺手绢，而真正用来背钱包、化妆包、记事本、名片夹、外套和其他一切你能想到或者想不到的东西的大包，自有跟在身边的管家、佣人、保镖负责。不过，这个规则在近些年有被打破的趋势，名媛们不再愿意做“黄金花瓶”，纷纷向职业女性转型——至少是在外表上——她们改用大号手袋，用文件夹把手袋塞得满满的，也许文件夹里只不过是新鲜出炉的八卦周刊。管它呢，反正大包是开始流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