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冰心与连城的渊源
(2013-10-10 10: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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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福慈与爱女谢冰心
冰心，原名谢婉莹，冰心是她的笔名。福建省福州市人。生于1900年，卒于1999年，享年99岁。
冰心从“五四”运动开始步入文坛，耕耘七十余载。其主要作品有：《繁星》、《春水》、《冰心诗集》、《冰心散文集》、《冰心小说集》、《冰心全集》，还翻译过印度《泰戈尔诗集》、《世界史纲》、《世界史》、剧作及其他外国作家的作品。其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被人们称为“多福多寿的著名女作家”，“青春文学当红作家”，现代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诗人、中国儿童文学奠基人，蜚声中外的文学巨星，还是一位著名的爱国社会活动家。
冰心的成名，固然与其天资聪颖、勤奋有关，但不可忽视的是与其母杨福慈及其家族的熏陶和培养有很大关系。
在冰心的作品中，展现得最多的，最有感染力的是那温馨的母爱。而这种母爱的温馨，首要的就是来自她的慈母——杨福慈。
杨福慈（1871-1930），出生于福州市（清候官县），祖籍福建省连城县芷溪村。是芷溪杨氏九二郎世系杨仕荣——杨济的后裔（见附图）。幼年时同其堂姐妹四人，聘请名儒为其家庭教师。九岁之前，就熟读“四书五经”，古典名著，能诗能文。成为杨家的一位难得的才女。
杨福慈的家族是“书香之家”，“进士门第”。在前六代出了以两江总督杨簧为代表的十二名进士，十二名举人。从第六代开始又形成以杨树庄为代表的“海军世家”。据2007年的不完全统计有海军一级上将1人（杨树庄）、中将3人（杨廷英、杨庆贞
在国内，参加革命工作的也有数十人，其中有烈士3人，有国家科委副主任、我国化工专家、重化工奠基人、“星火计划”倡导者与组织者——杨浚。
杨济的第八代孙杨有略,1720年左右从连城芷溪迁至候官(今福州)谋生，以卖笔为生，艰辛度日。后得到书院监院和教授的同情，免费接收其儿子杨兰起（杨福慈高祖父）入院读书。兰起公不负重望，中举成名为官。历任甘肃宁远知县、延榆绥兵备道、江宁布政使加一级、二品文官钦赐花翎顶戴。以后，代代愤发读书，文武人才辈出：杨福慈的祖父杨际春（又名庆琛），是清代嘉庆廿五年庚辰科进士，钦点刑部山东主事，审理过许多重大疑难案件，他还是诗人、书法家，诗集颇丰（《降雪山房诗集》），书法成名，是林则徐密友，其来往信札最近在北京高价拍卖收藏。
杨福慈的伯祖父杨簧，字竹圃，与杨际春同为嘉庆廿五年庚辰科进士，曾任刑部浙江司主事，延榆绥兵备道，湖南按察使，江南布政使，江苏巡抚、江南巡抚部院、两江总督等要职。杨簧与林则徐同乡、同学、同朝为官，来往甚密，他给林则徐的一书信札最近也在北京以五万六千元高价拍卖收藏。
叔伯祖杨长春，举人，泉州、延平府教授。叔伯祖杨镛，进士，历任福州府教授、鳌峰、凤池、麓山书院监院。
杨福慈的父亲杨维屏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科举人，历任甘肃隆德、中卫及河北束鹿等县知县。
杨福慈的堂叔（冰心的舅祖）杨维城，清咸丰元年恩科举人，曾任福建仙游县教谕，广西永宁州知州。堂叔杨维培，清同治六年丁卯科举人，光绪六年庚申科进士，历任新安、大浦、番禺知县，广州知府。堂叔杨维章，清咸丰五年乙卯科举人，任台湾淡水县教谕。堂叔杨维宝（福慈养父）曾任河北、山东道台、知府幕僚，后回福州开办学堂，任“闽报”主笔。杨福慈十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由维宝叔收养，至十九岁嫁到谢家。叔父杨和鸣，进士，翰林院庶吉士。
杨福慈的兄弟、堂兄弟（冰心的舅舅）中，杨廷传，同治七年戊辰科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江南道监察御史，马尾船政提调、总办。杨仲愈，同治二年进士，内阁中书兼侍读。杨廷英，烟台海军学校毕业，历任海军陆战队司令、海军少将，1947年调台湾后升任中将，1980年退役后，任台湾公路局副局长。杨廷纶，光绪廿九年癸卯科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杨廷纲，烟台海军学校毕业、海军少将，军事参议院参议。杨廷枢，海军军法处处长。杨廷玉，是我国公路、铁路、水利工程专家，工程师，曾任厦门市政工程局长、福州市工务延长福建省土木工程局局长、福建省建设厅设计室主任兼任省公路局长。
冰心的母亲杨福慈1871年就出生这样一家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熏陶，从而育成一位高文化素质、高品德修养的典型的贤妻良母。这对冰心的育成有着最直接、最深刻的影响。
杨谢两家联姻有着戏剧性的一幕。杨福慈的父亲杨维屏与福州城内道南祠办学馆的谢銮恩（谢宝璋的父亲、冰心的祖父，举人）是至交好友。在杨福慈九岁那年，杨、谢两人在谈诗论文时，兴奋不已，心心相印，同出一声：缔结为“儿女亲家”。
杨福慈十九岁时，终于了却了父辈心愿，嫁给了谢宝璋，成为这位北洋水师军官的新娘。这对郎才女貌的夫妻，和睦幸福地渡过了一生。后来谢宝璋官至清海军都督，民国海军部司长、代海军部长，海军部高级顾问等。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创办烟台海军学校。
冰心是这对夫妇唯一的女孩儿，她的降生也颇富戏剧性。她曾经有两个哥哥，不幸都夭折了。杨福慈心中很郁闷，就去找先生算命，算命先生曾对杨福慈说：“太太，你的命里是要先开花后结果的，最好是能先生下一个姑娘，庇佑以后的少爷。”果然冰心降生了之后三个弟弟接踵而至。使谢家如愿以偿，组成了一个和睦温馨的大家庭。
在婚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杨福慈都住在谢家的宅子里,当时杨际春及其后代住在福州宫巷二十二号,谢家住在福州城内南后街杨桥巷口，两家相距近在咫尺，常来常往，杨福慈常带冰心去娘家相聚。冰心从小与杨家就情融如水。
之后，杨福慈的男孩谢为涵又娶福慈大哥的长女杨建华为妻，杨谢两家亲上加亲，姻亲关系非同一般。谢家人多好客，整日宾客满门，谢宝璋婚后不久就出海远征。福慈一面挑起家务重担，一面养育儿女。无论怎么忙乱，她总是笑脸常开，乐观处世，她治家有方，对家居鉴赏力很高，屋子里的陈设，园林的布局，颜色配置只要经她调配就新颖不俗。
杨福慈的女红技艺也堪称一流，日常冰心的父亲和他们兄弟姐妹四个都穿布衣。那和体的衣衫都是她缝制的，每近年关，她还给谢家每人缝制一件绸衣。
俗话说：“母亲是儿女最好的老师。”杨福慈在冰心出生后的三十年中（见附表），一直陪伴、关怀、呕心沥血、谆谆教导着儿女的成长。
附表：冰心和母亲杨福慈相处的日子里
1900年10月5日（农历庚子年闰八月十二日）冰心出生于福州。
1900．10-1901年5月（七个月）居福州。
1901．5-1903．9谢宝璋奉召回北洋海军任职，冰心随父母迁居上海。
1903．9-1911年春
1911．春-1913
1913年底-1929
1927-1930.1
1930年1月7日
冰心在三十岁以前，基本上与母亲朝夕相处，深深地接受着母爱的温馨，在母亲的怀抱里茁壮成长。母亲成了她楷模、成了她的挚友，成了她的老师，成了她的保护神。
在冰心作品中，处处渗透着母亲的影响。首先，最感人的母爱就源于她的母亲杨福慈。她在散文《南归》——贡献给母亲在天之灵一文中写道：“母亲的聪明正直，慈爱温柔，从她做孙女儿起，至做祖母止，在她四周的人对她的疼怜、眷恋、爱戴，这些情感，在我知识内外的、在人人心中都是篇篇不同的文字了。受过母亲调理、栽培的兄姐弟侄，个个都能写出一篇最真挚、最沉痛的哀起。”虽然没有写哀起，我却在父亲下泪搁笔之后，替他凑成一幅挽联。我觉得那确是字字真诚，能表现那时一家的情感！联语是“教养全赖卿贤，五个月病榻呻吟，最可怜娇儿爱婿，生离生别，儿辈伤心失慈母；晚近方知我老，四十载春光顿歇，哪忍看稚孙弱媳，承欢强笑，举家和泪过新年。”“因为母亲之死，我始惊觉于人生之极短。生前如不把温柔尝尽，死后就无从追讨了。我对于生命的前途，并没有一点别的愿望，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没。这情爱之怀，我要满满的斟、满满的饮。”
在《往事》一文中，冰心写道：“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了你们三个姐妹，大家都喜欢，说了应了花瑞。’”“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晚餐的时候，灯光之下，母亲看着我半天，忽然想起笑着说：‘从前在海边住的时候，我闷极了，午后，睡了一觉，醒来遍处找不见你。我到大门前，你正呆呆的坐在石阶上，对着大海呢！我睡了三点钟，她（你）已坐了三点钟了。可怜的寂寞的小人儿呵！你们看她小时候是这样的沉默。我连忙上前去，珍重地将她揽在怀里’……”“母亲眼里充满了欢喜，慈怜的泪珠。母亲的爱和寂寞的悲哀，以及海的深远，都在我心中，又起了一回不可言说的惆怅！”“她从来没有疾言厉色，尤其是对佣人们，总是微笑地、和颜悦色地嘱咐指挥着一切。”“她喜爱整洁，别人做得不周到时，她就悄悄地自己动手。”“母亲常常教导我们：‘勤能补拙，俭以养德’”。“她自己更是十分勤俭，我们姐弟的布衣，都是她亲手缝制的”“她是个‘无我’的人，我一直努力想以她为榜样，学些处世做人的道理。”
冰心的启蒙老师主要有四位：母亲杨福慈、大舅杨子敬、小舅杨廷玉、祖父谢銮恩。祖父与她相处时间较短，在福州几个月，冰心年幼，在上海一段（约二年多）祖父离她搬回福州老家。而母亲和舅舅则从幼年到少年、青年均与冰心相处以沫，从识字到性格、品质养成，以至初期革命意识的灌输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冰心在《我的童年》一文中写道：“一九0三年九月，四年之间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这时识字读书成了我的日课，母亲和舅舅（杨廷玉）都是我的老师，母亲教我认‘字片’，舅舅教我的课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从‘天地日月’学起。”“我的小舅杨子玉（杨廷玉的别名）先生，他是我的外祖父杨颂岩（又名杨维宝，冰心的外叔祖父）老先生的儿子，……小舅是我们这一代最受欢迎的人，他最会讲故事，讲得有声有色，他有时讲吊死鬼的故事吓唬我们，但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民族意识很浓厚的故事，什么洪承畴卖国啦，林则徐烧鸦片啦等等，都讲得慷慨淋漓，我们听过往往兴奋得睡不着觉！”“小舅子那时正在唐山路矿学堂读书，每次来过暑假，都带来一些书，有些书是不让我们看的，越是不让看，就越想看，哥哥们就怂恿我去偷来看，原来都是‘天讨’之类的‘同盟会’的宣传册子。”“一九一三年初秋，中华民国成立后，海军部长黄钟瑛打电报把父亲召到北京来担任海军部军学司长，父亲自己先去到任，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几个月后，才由舅舅护送着来到北京……马车已把我送到一住十六年的‘新居’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号。”“我追随父亲的机会少了，我自然而然地成了母亲的女儿，我不但学会了替母亲梳头（母亲那时已经感到臂腕酸痛），而且也分担了一些家务，我才知道‘过日子’是一件很操心，很不容易的事！这时，我也常看母亲订阅的各种杂志，如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和《东方杂志》等，我就是从《妇女杂志》的文苑栏内，首先接触到‘词’这种诗歌形式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做了弟弟们的塾师，他没有叫我参加学习，我白天帮助母亲做些家务，晚上就在堂屋的方桌边，和三个弟弟各据一方，帮他们温习功课。”
为了培养冰心和儿女们的学习兴趣和自觉性，杨福慈坚持孜孜不倦地学习，在主政家务的百忙中，挤时间读书看报、辅导子女。
在《南归》一文中，冰心写道：“谈到母亲看的书，真是比我们家里什么人看的都多。从小说、弹词到杂志、报纸，旧的、创作的、译述的，她都爱看。平时好的时候，天天夜里，不是做活计，就是看书。总到十一、二点才睡。晨兴绝早，梳洗完毕，刀尺和书，又上手了。她的针线盒里，总是有书的，她看完又喜欢和我们谈论，新颖的见解，总使我们惊奇，有许多新名词，我们还是先从她的口中听到的，如‘普罗文学’之类。我常默然自惭，觉得我们在新思想上反像个遗少，做了落伍者！”
童年的冰心身穿小男装和仿海军服。冰心在《梦》一文中回忆说：“回想起童年的生涯，真是如同一梦罢了！穿着黑色带金丝的军服，佩着一柄短短的军刀，骑在很高大的白马上，在海岸缓辔徐行的时候，心里只充满了壮美的快感。”“男装到了十岁，十岁以前，父亲常常带着去参加军人娱乐的宴会。朋友们一见都夸奖说‘好英武的一个小军人！’父亲微笑说：‘她是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女儿。她会打走队的鼓，会吹召集的喇叭，知道毛瑟枪里的机关，也会将很大的炮弹旋进炮膛里。’”直到十岁回到福州老家后才换了女儿装。冰心后来才知道，父母亲如此打扮和训练她，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培养她吃苦耐劳的坚强意志。
冰心在《腊八粥》一文中写道：“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就给我们煮腊八粥（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煮成的）……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合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院煮来供佛的。我的母亲（冰心的外婆）就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那时我只有十四岁。我伏在她身上痛哭之后，就赶忙到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还看见灶上摆着一小锅她昨天煮好的腊八粥。现在我每年还煮这腊八粥，不是为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母亲。’我的母亲（杨福慈）是一九三零年一月七日逝世的，正巧那天也是农历腊八！那时我已有了自己的家（冰心的丈夫是北大教授吴文藻），为了纪念我母亲，我也每年在这一天煮腊八粥。”
冰心在《两栖动物》一文中写道：“一九一一年冬，我们从烟台回到福建福州的大家庭里。表姐们来了，都住在伯叔父母的居住区——东院。表兄们呢，是每天从自己家里，到我们西院客厅一带来聚集。他们在那里吹弹歌唱，下棋做‘诗’。我那年才十二岁，虽然换上女装，还是一股野孩子的脾气，祖父和父母都不大管我。我就像两栖动物一样，穿行于这两群表兄姐之间。”这说明冰心与杨家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
从冰心的回忆，可以看出，她的成长过程，受到杨家，特别是母亲和舅舅们的熏陶是十分深刻的。不论从思想、品德、人生观、生活作风，以及文学修养等各个方面，都与母亲杨福慈和外婆家的舅舅们的影响和教导有着密切关系，怀有浓厚的感情。
正因为如此，冰心对母亲的病痛和逝世悲痛欲绝。
首先，在杨福慈病重和临终前，与冰心之间的深厚的母女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难以言表。冰心在《南归》一文中这样描述：“走进母亲屋里，我也顾不得抱她，叫了一声‘妈’！母亲已经病得不成样子了。所谓‘骨瘦如柴’我今天才理会得。比较两月之前，她仿佛又老了二十岁。气息微弱到连话也不能说一句，只用悲喜的无主的眼光看着我……我站在壁炉旁穿衣裳，母亲慢慢地侧过头来说：‘你的衣服太单薄了，不如穿上我的黑骆驼绒袍子，省得冻着’……母亲闭着眼笑说：‘我像观世音了。’”“她瘦得只剩一把骨了，褥子嫌太薄，被又嫌太重。她只仰着脸在半靠半卧的姿势之下，过了我和她相亲的半个月，可怜的病弱的母亲！”“母亲说：‘我自小千灾百病的，你父亲常说：‘你自幼至今吃的药，总集起来，够开一间药房了。’真是我万万想不到，我会活到六十岁！男婚女嫁大事都完了。人家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我这次病了五个月，你们真是心力交瘁！我对于我的女儿、儿子、媳妇，没有一毫的不满意。我只求我快快的好了，再享两年你们的福。’”“母亲这种过分爱怜的话语，使听者伤心得骨髓都碎了！”“母亲临终的病，并不是两个月前的骨痛病。可是她的老病胃痛和咳嗽。她的骨痛，是由指而臂，而肩背，而膝骨，渐渐下降，全身僵痛，日夜如在桎梏之中，偶一转侧，都痛彻心腑。假如我是她，我要痛哭，我要狂呼，我要诅咒一切，弃掷一切。而我的最敬爱的母亲，对于病中的种种，仍是一样的接受，一样的温存。对于儿女没有一句性急的话，对于奴仆，却更加一倍的体恤慈怜。对于这些无情的自然，如阳光、如花卉，在她病中的静息中，也加倍的温煦馨香。这是上天赐予，惟有她配接受享用的一段恩福！”“现在回想，那时母亲对于自己的病势，似乎还模糊，而我们则已经默晓了。在轮替休息的时间内，背着母亲，总是以眼泪洗面。我知道我的枕头永远是湿的。”“我仍半跪半坐的伏在她的床前，她看着我喘息着说：‘辛苦你了，等我的事情过去了，你好好地睡几夜，便回到北京去，那时什么事都完了。’母亲把这件大事说得如此平凡，如此稳静！我每次回想，只有这几句话最动我心！那时，我也不敢答应，喉头也被哽咽塞住了。”
够了，这些文字足以表明，杨福慈这位母亲，不仅在平常的数十载，同样在病危临终的时刻，自始至终体现宽大的胸怀，顽强的意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学而不倦的精神，呕心沥血培育子女的高尚品格。怎能不激动人心！怎能不对子女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正因为如此，杨福慈逝世后，冰心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伟大母亲的身影无时不显现在她的心中，贯穿在她的作品里。
冰心在给丈夫吴文藻的信中写道：“和你们报告这极不幸极悲痛的消息。这是我们亲爱的母亲，已于正月七夜与这苦恼的世界长辞了！她死去时，是那样的柔和，那样的安静，那快乐的笑容，使我们竟不敢大声的哭泣，仿佛怕惊醒她一般。”“我从前有一个心，是个充满幸福的心，现在，此心是跟着我最宝贵的母亲葬在九泉之下了。”“过去这一生中这一段恩情，从此告了结束，从此宇宙中有补不尽的缺憾，心灵中有填不满的空虚。”“我当永远勉励着以母亲之心为心。”“温静沉着者，求你在我们悠悠的生命道上，扶助我、提醒我，使我能成为一个像母亲那样的人！”
时隔数十年，冰心在《我的母亲》一文中仍感慨激昂地回忆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天下的儿子，至少有百分之七十，认为他的母亲乃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则以为我的母亲，乃是最好的母亲中最好的一个……她有现代的头脑，稳静公平的接受现代的一切。她热烈的爱着‘家’，以为一个美好的家庭，乃是一切幸福和力量的根源。”“我们的家确是一个安静温暖而又快乐的家，父亲喜欢栽花养狗，母亲则整天除了治家之外，不是看书，就是做活，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息。她最鼓励我们运动游戏、学武术、学音乐。母亲总是高高兴兴的。母亲以孱弱的身体，来应付支持这一切，无论多忙多乱，微笑没有离开过她的嘴角。我永远忘不了母亲逝世的那晚，她的床侧，昏倒了我的一个身为军人的堂哥！”
甚至在政治上冰心也因受到母亲的影响，参加了为辛亥革命捐款、为“同盟会”散发传单，以至后来投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她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母亲对于政治也极关心。三十年前，我的几个舅舅，都是同盟会的会员，平常传递消息，收发传单，都由母亲出名经手。我还记得在我八岁的时候，一个大雪夜里，帮着母亲把几十本《天讨》（同盟会刊物），一卷一卷的装在肉松筒里，又用红纸条将筒口封了起来，寄了出去。”“母亲从来不开拆我们收到的信件，也从来不盘问我们和同学朋友之间的往来。因为她表示对我们的信任和理解。我们反而不惮其烦地把每封信都给她看，每件事都同她说。”
“辛亥革命时，我们正在上海，住在租界旅馆里。我的职务就是天天清晨在门口等报，母亲看完了报就给我们讲。她还将仅有的一点首饰，换成洋钱，捐款劳军。我那时才十岁，也将我仅有的十块钱压岁钱捐了出去。”
杨福慈与冰心的母女深情，不仅在冰心的散文中体现，在诗歌中也处处可见：
冰心在《繁星》一诗中写道：
“母亲呵，撇开你的忧愁，容我沉酣在你的怀里。只有你是我的安顿。
母亲呵，我的头发，披在你的膝上，这就是你传与我的万缕柔丝。
母亲呵，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到她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我只躲到你的怀里。”
冰心在《纸船》一诗中写道：
“母亲，倘若你梦中看见一只很小的白船儿，
不要惊讶它无端入梦。
这是你至爱的女儿含着泪叠的，
万水千山求它载着她的爱和悲哀归去。”
在《乡愁》一诗中冰心写道：
“我的父亲是世界上最好的爹爹，
母亲是最好的妈妈！
在她满足的微笑里，
我竟起了无端的不平。“
“秋风起了，不要尽到湖上去呵”
为着要慰安自己，
连梦中的母亲的话语也听从了。
“离开母亲三个月了，
竟能悠悠地生活着！
忙中猛然想起，就含泪的褒奖自己的坚强。”
“甜丝般的泪渚，都束在母亲的一句话里
‘自己爱自己！’
是的为着爱自己，这不自爱的笔儿，也当停止了！”
1937年，冰心在美国留学回国时写了几篇杂感《去国》文中写道：
“在舱面上走来走去，脑中生了无数的幻象，头一件事就想到慈爱的母亲，虽然那温煦的慈颜，时时涌现目前，但是现在也许增了老态，他们看见八年远游的爱子，不知要怎的得意喜欢！”
在杂感《超人》中写道：“清香还在，母亲走了，窗内窗外，互相辉映的，只有月光、星光、泪光。”
在《遗书》一文中写道：“……我对于世间的一切的事上，都能支撑自己，惟有母亲的爱，真使我柔弱到了极处。”
在《悟》一文中写道：“有了母亲，世上的便随处种下了爱的种子……天性之爱，我所身受的，加倍丰富浓厚。”
1929年6月12日，冰心在母亲的关怀下，与北大（燕京大学）教授吴文藻结婚。在《第一次宴会》一文中写道：“我竟然接受母亲的催促，利用了母亲伟大的、体恤怜爱的心，而飞向夫婿这边来！母亲牺牲了女儿在身旁的慰安和舒适，不顾了自己时刻要人扶掖的病体，甚至挣扎着起来，偷偷的在女儿箱底放下了那银花插，来完成这第一次的宴会。”“我的心这时完全的碎了，慈爱的过度的可怜的母亲！”
杨廷玉（又名子玉）是杨福慈的堂兄弟，冰心的舅舅。他是冰心又一个启蒙老师。他幼年同冰心一起请家教，读私塾，后改读英华学校，初中毕业后考入“福一中”，高中毕业后，于1904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土木工程系。他虽然只大冰心五岁，但两人相处多年，关系密切，且非常关心冰心的学业。
冰心在《我的小舅舅》一文中写道：“我的小舅舅杨子玉先生，是我的外叔祖父杨颂岩老先生的儿子，外叔祖父有三个女儿，晚年得子，就给他起名叫喜哥。我们都叫他喜舅。他是我最喜爱的小长辈。他从不腻烦小孩子，又最爱讲故事，讲得津津有味，似乎在讲故事中，自己也得到最大的快乐……他常给我写信，也常寄诗。他在北京等待任务的时间，十分注意我的学习，他还似乎有意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他鼓励我学写字，给我买了许多字帖，还说要先学‘颜’。他还买了很讲究的棋盘和黑白棋子，教我下围棋。他还送我一架风琴……喜舅给我买的许多诗集中，我最不喜欢《随园女弟子诗集》，而我却迷上了龚定庵、黄仲则和纳兰成德。”“二十年代初期，喜舅就回到福建的建设厅工作了，我也入了大学，彼此都忙了起来，通讯由稀疏而渐渐断绝。总之，他在我身上‘耕耘最多’，而收获最少，我辜负了他，因为他在自己的侄子们，甚至自己的儿子身上，也没有操过这么多的心！”
一九三0年杨福慈逝世，一九四0年谢宝璋逝世。然而冰心及其后裔与杨家的深情厚谊却始终连绵不断。冰心及其儿女们（长男吴平、长女吴冰、二女吴青）以及冰心弟弟：大弟谢为涵（海道测量专家）、二弟谢为述（化工专家）、三弟谢为楫（作家，海事专业教授），始终与杨家保持友好往来，冰心的表兄弟及后辈杨建辰、杨建基、杨树钟，表姐杨建中的儿子，杨建复的女儿齐裕铮等，都曾多次到北京探望冰心家人和保持通讯联系。至今，冰心的二女儿吴青与杨树钟和他的儿子杨行知一直保持联系和来往。杨树钟，唐山铁道工程学院毕业，任解放军勘测学院物理教授，已退休，现住河南省郑州市。
杨树庄（海军上将），冰心的表侄，一九二九年任国民政府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时，冰心的父亲谢宝璋任海军部高级顾问，亲戚加同僚，关系更加密切。杨谢两家如高山流水，永不分离！
（杨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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