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的今天，张君秋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记得那天我悲从中来，大哭一场，内人在侧颇觉诧异，其实她不知道我对君秋先生的深厚感情和敬意。

    我痴迷京剧是受到家庭影响，在我开始如海绵吸水般听戏时，母亲非常痴迷张君秋，吊嗓时唱完梅派就唱张派。母亲说，梅派虽简朴大方，但平易的唱腔难以“醒脾”，况且梅先生晚年嗓子不如以前，因此你想要学会欣赏青衣艺术，不妨先从听张君秋的入门。于是我经常听《望江亭》《状元媒》《西厢记》《诗文会》《楚宫恨》《春秋配》等张君秋唱片，唱针不知用掉多少盒。这些张派代表作的甜美歌声实在迷人，吸引着我不由自主去模仿，以至于后来“小分队”的同学们经常说，翁思再是唱老生的，怎么平时老听他嘴里哼张君秋？我后来向不同的老师学过更多的戏，然而它们无论如何不能覆盖或抹去张君秋对我的影响，那是心里“筑底”的歌声。

    第一次见张君秋时我已经30多岁，适逢他来沪访友，住在东湖路朱永福先生家里。我按响门铃上楼时，只见君秋先生站在二楼的楼梯口拱手迎接，笑容可掬。没想到偶像接待粉丝会以这样的礼节，真是仁者之风啊。这件事令我非常感动，永久难忘。1990年新民晚报主办余叔岩100周年冥诞纪念活动，由我担任总策划，他得知消息后，马上书写了一张条幅来，在活动期间发表在我们报纸上，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工作，。

    在同君秋先生交往过程中，我有机会零距离听他吊嗓，也有机会向他问艺，这是我最大的幸福。有一次我在票房唱，他坐在那里听得很认真，然后悄悄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调门不要贪高，这样嗓子会有负担，影响戏情的表达。刻意模仿流派是初级阶段，把戏唱对才是你应该追求的目标”。他还说：“什么是唱戏？唱戏就是把感情融进声音里。”于是我问他怎样才能把调门定得合适呢？他告诉我，唱某出戏或者某段之前，先找里面最高的那个音符试一下，以能否圆满而不费力地唱下来为标准。君秋先生这个教诲，令我终生受用。

    1996年春，张君秋夫妇应旅美名票赵培忠的邀请来沪期间，我去新锦江大酒店拜访他们。张先生对说：“我有些意见，早就想找你聊聊，通过你把这些意见传达出去。”这次谈话大约进行了不到半个小时，由于他当天预定要换旅馆，就中止了。后来他委托王慧俐女士电我另约谈话时间，却因我事务缠身未能实现。谁知他回京后忙于主持音配像工作，再也没机会来沪，而且殉职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于是那次未竟的谈话就成为先生和我之间的永诀！

    那次谈话虽然时间不长，却很有信息量，很重要。今天，我感到有责任把有关谈话内容公布于世，并谈谈我的学习体会。

    君秋先生说：“现在搞的新戏，往往在两场戏之间，以幕间音乐代替打击乐。京剧改革怎么可以把锣经改掉呢？许多人把打击乐看成是噪音，这是不对的。要知道锣鼓经也是京剧音乐的组成部分，”这时，张先生强调了一下：“她是音乐！就是说，锣经不仅掌握着整出戏的节奏，还同丝竹管弦一样，有音乐性。”于是张先生就说起，他最近看了一本白登云写的有关司鼓艺术的著作（按：我迄今未找到此书。有人告知说这是别人写白登云的一篇文章），说是某一出戏（按：好象是指《清风亭》）里，锣鼓打出了惊雷，打出了风声、雨声，乱石崩空，惊涛裂岸，房陷屋塌，大树将倾。此刻舞台上空无一物，演员也不表演，却让观众看到了种种景象变迁，听得惊心动魄。后来锣鼓由描绘了云开雾散、雨过天晴，使得观众眼前仿佛豁然开朗。张先生最后说：“凡是音乐有的功能，锣经里都有。锣经是京剧的特色，把特色去掉，这算什么改革？您是否在报上呼吁一下，就说是我的意见。”

   关于锣经也是音乐，也有状物、抒情、刻划内心、塑造人物的功能，这应该是没有什么疑义的，然而近年她确是越来越被忽视了。传统戏的场次之间，气氛、场景的转换，是在锣经的铿锵音乐中实现的。后来搞新戏，开始有了幕间音乐，但不管是古装还是时装，这类音乐都还伴随着打击乐。然而到了君秋先生讲这番话的九十年代后期，有一些新戏的幕间曲就完全排斥打击乐了。锣鼓经的功能之越来越被弱化，由此可见。君秋先生晚年十分在担心京剧改革不要走入歧途，他引我这位爱戏的记者作为忘年交，经常点拨我，也是希望通过我在舆论界发挥应有的作用。他同我的那次最后的谈话，可以代表他的艺术遗嘱。今天越来越多的外行导演来执导京剧，致使京剧的艺术本体越来越被稀释，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证明当时君秋先生的担心并非不是多余。

     还记得大概在1991年我同王家熙在京参加活动期间，君秋先生特地把我俩请到他复兴门大街寓所，款待茶饭，畅谈艺术。酒酣耳热之际，他特地引我们到画桌旁，当场为我们各画了一幅画。给我这一张，画面上是两只小鸡仰望一树荔枝，神态很生动。他题款“吉利”，并书“思再同志雅正，张君秋时年七十”，字如其人，大方秀丽。今天，我又一次把这幅画挂出来，看了又看，深情缅怀。

    谨以此文纪念张君秋先生逝世1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