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朴的《孽海花》，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称“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名著，我早年囫囵吞枣地读过，印象模糊，既难细忆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今年发心要补上中国现当代小说这一课，就选择从清末民初始，“四大谴责小说”就成了起点。

我阅读《孽海花》使用的本子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的增订本，该书前有张毕来所写前言，内容主要是介绍作者和小说主题及人物形象，对版本情况涉及甚少；正文三十回，后面收有两个附录，附录一是第三十一回至第三十五回，附录二是刘文昭增订的《孽海花》人物索引表。当年上海古籍社想必是下过一番整理的苦功，自信可以为世人提供一个最权威和普及的新版本，因此，将刘文昭人物索引表中的“小说林本出现回目”与“真美善本出现回目”合并为“书中出现回目”，意思是一般读者可以不管《孽海花》的重大版本变化，以上古社的这个版本为准即可。

上古社的这个意图是好的，但实现的难度甚大，在通篇白文、对章回篇目的版本变化无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尤其不可能做到。因为据魏绍昌1982年编《孽海花资料》前言交待：“一九0五年小说林社出版的二十回本，早已绝版，近三十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都是作者曾朴在一九二八年修改后由真美善书店出版的三十回本”“第三十一至三十五回当时仅在《真美善》杂志上发表，从来没有印过单行本，其全文已收入新版《孽海花》中”，此处所说的“新版”，应即是吴小如在《读人所常见书日札》中指出的1955年宝文堂的重印本，这也是上古社版三十回正文的底本，源头就是1928年由曾朴自己在真美善书店出版的修改本。

我在阅读中途，搜寻网上，看到崇文书局推出了“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典藏”的精装注释本系列，护封上醒目地写着“北大、武大、南大、暨大”等名校专家（此处讳略）“倾力推荐”。于是大喜过望，马上购得几种，其中包括《孽海花》。由于新书纸张绵韧，颇耐抟翻，不似上古的旧书那般纸页黄脆易损，故转而以崇文版为阅读的本子，旁边同步摊开上古社的书页，随时对照。崇文版的正文是因袭上古社或宝文堂系统的其它本子而来，把附录的五回接排在第三十回之后，最后一回直标“第三十五回”。若说有什么新意，那就是加了一些脚注和正文间的小字行注，对于一般人的阅读尚有一定的帮助，但作用也很有限，因为基本上未能脱出现在注书的巧捷窠臼，那就是流俗通行的“两无”现象，即，一是读者想了解的疑难词义必然无注，二是百度上查不到的疑难词义必然无注。

曾朴此书，我在其第九回中读到金汮（洪钧，字文卿）被清廷任命为俄、德、荷、奥四国公使，携带爱妾彩云（即后来的赛金花）从苏州前往上海，放洋前夕，闲中一一检视京师寄来的书札，末了一封是“学富五车，文倒三峡”的同僚庄小燕（张荫桓，字樵野）的四首七律送行诗。一读之下，我对这几首律诗大为惊艳，由于一时查不出诗的文献出处，便以为可能真是张荫桓的诗作，但苦于手头并无张的诗文集，故难以确认；又考虑到小说之言可以虚构，转而猜测亦有可能是出自曾朴本人的手笔。我甚至有一个想法，读毕全书后一定要仿效四首，既温习并提升诗艺，又以此满足我多年来见贤生慕、追步次韵的瘾癖。

庄小燕的四首七律如下：

诏持龙节度西溟，又捧天书问北庭。

神禹久思穷亥步，孔融真遣案丁零。

遥知汃极双旌驻，应见神州一发青。

直待车书通绝徼，归来扈跸禅云亭。

声华藉藉侍中君，清切承明出入庐。

早擅多闻笺豹尾，亲图异物到邛虚。

功名几勒黄龙舰，国法新衔赤雀书。

争识威仪迎汉使，吹螺伐鼓出穹闾。

竹枝异域词重谱，敕勒风吹草又低。

候馆花开赤璎珞，周庐瓦复碧琉璃。

异鱼飞出天池北，神马徕从雪岭西。

写入夷坚支乙志，杀青他日试标题。

不嫌夺我凤池头，谭思珠玲佐庙谋。

敕赐重臣双白璧，图开生绢九瀛洲。

茯苓赋有林牙诵，苜蓿花随驿使稠。

接伴中朝人第一，君家景伯旧风流。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经常回头再看这几首诗，后来居然可以合书背诵了。越是字斟句酌地仔细赏玩，越是渐对诗中若干字句产生疑问，觉得科举时代的诗人都是受过文字音韵和诗法的严格训练，诗中的思想观念有可能各言其是甚至戛戛独造，但其遣字用韵应该是合乎规范和可以理解的。我最初的怀疑就是来自第二首的首联“声华藉藉侍中君，清切承明出入庐。”这首诗选用的是平水韵上平六鱼韵，根据近体诗的规则，首句可韵可不韵，用韵则须用鱼部韵字，或按照“孤雁出群格”惯例使用鱼部的邻部韵字；首句如果不用韵，就必须是仄收。在选用鱼部韵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用“君”或其它与鱼部非邻韵的异韵部平声字作为首句的收尾字。接下来；觉得第四首首联第二句“谭思珠玲佐庙谋”有问题，“谭思”、“珠玲”皆不可理喻，不知所指，但我亦存疑不究，自忖古书如海，我所未知的典故和用法尚多，也许另有出处吧。

该小说读完后，好奇心犹未尽，又翻箱倒柜找到一本魏绍昌编的《孽海花资料》和时萌著的《曾朴研究》。后者收有时萌所著八篇研究文字，首篇《曾朴生平系年》占幅60页，主要针对曾朴长子曾虚白所著《曾孟朴先生年谱未定稿》中的疏漏舛误加以辨正补充，考据精详，尤为难得。细读之下，在民国廿三年（1934年）六十三岁下，系有谱主曾朴“与徐蔚南畅谈《孽海花》掌故、对《申报》所载其与赛金花之韵事辩诬”的条目，时蒙在对其作补充说明时所引用的《东亚病夫自述与赛金花之关系》一文（东亚病夫即曾朴发表《孽海花》所用的笔名），魏绍昌《孽海花资料》里面也有收入（见《曾朴谈〈孽海花〉》的第二部分《东亚病夫访问记》之《赛金花之生平及与余之关系》），其中有曾朴一段自述：“赛嫁洪文卿时年十六岁，时余年仅十三，焉解恋爱为何物？此非余信口乱说，现有文献足征。余手头现有袁爽秋先生昶《安般簃诗集》，按丁集即作于光绪丁亥，此集中在‘送黎莼斋观察重使日本’之前，有诗题‘送洪文卿阁学奉使俄德诸国’诗，即《孽海花》中所载‘诏持龙节度西溟，又捧天书问北庭……’云云四律诗。”

顺藤摸瓜，我费力地在书柜里找出了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本袁昶著《安般簃诗续钞》二册，书名虽不同，实际上应该就是曾朴所说的《安般簃诗集》之异版，册一标收《安般簃集》甲乙丙丁续诗四集，册二标收自戊至癸续诗六集。我在册一“诗续丁”中找到了题为《送洪文卿阁学奉使俄德诸国》的七律四首，见下：

诏持龙节度西溟，又捧天书问北庭。

神禹久思穷亥步，孔融真遣案丁零。

遥知汃极双旌驻，应见神州一发青。

直待车书通绝徼，归来扈跸禅亭亭。

声华藉藉侍中居，清切承明出入庐。

早擅多闻笺豹尾，亲图异物到邛虚。

工名几勒黄龙舰，国语新衔赤雀书。

争识威仪迎汉使，吹螺伐鼓出穹闾。

竹枝异域词重谱，敕勒风吹草又低。

候馆花开赤璎珞，周庐瓦覆碧琉璃。

异鱼飞出天池北，神马徕从雪岭西。

写入夷坚支乙志，杀青他日试标题。

不嫌夺我凤池头，潭思珠钤佐庙谋。

敕赐重臣双白璧，图开生绢九瀛洲。

茯苓赋有林牙诵，苜蓿花随驿使稠。

接伴中朝人第一，君家景伯旧风流。

再读《安般簃集》所载这四首律诗，它们就完全恢复了古人的真正面目，视野开阔，高情俊爽，虽处于王朝式微的晚清末世，而全诗洋溢着中华民族的自尊和豪迈感，且使事妥帖，造语精工，几无一字无来历，无一句不可解。比观对照之下，上古本、崇文本中此诗的舛误一共有六处：一是第一首的“归来扈跸禅云亭”句中，“禅云亭”应为“禅亭亭”之误，云云、亭亭皆为帝王封禅泰山是所祭的山名，虽可合名云亭，但应以袁昶的原诗为准。二是第二首的“声华藉藉侍中君”，“君”字为“居”之误，不仅因为“居”与此首其它韵字皆同属平水韵上平六鱼韵部，是合于诗法韵式的，而且古语“中君”一词之二义皆与此首诗无涉，即，“昏庸之君”决非臣下诗中所敢明白指斥，“在内之君”亦不合乎此诗的语境，故皆为不通之谬误。三是第二首的“功名几勒黄龙舰”，“功名”一词崇文本和《安般簃集》皆作“工名”，而且《安般簃集》此句下有双行小字注文：“德厂督造铁舰”，所涉及的史实是，1885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通过驻德公使亦即洪钧的前任许景澄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了经远号、来远号两艘装甲巡洋舰，于光绪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1987年8月11日）验收后悬升龙旗归国服役。诗中的“工名”是指许景澄对两舰有督造的荣名，“几勒”，是希望洪钧能够继续前任的使命，为北洋水师的强大再作贡献。四是第二首的“国法新衔赤雀书”，“国法”为“国语”之误。五是第三首的“周庐瓦复碧琉璃”，“复”字必是“覆”之误，因当时尚未有正式的汉字简化之举，“覆”字是不可能与“复”相混淆的。六是第四首的“谭思珠玲”训诂难达，当确为“潭思珠钤”之误，潭者深也，珠钤者兵书谋略之谓也，正与“佐庙谋”相应。

在《孽海花》第九回中，金汮（洪钧）读罢诗，拍案叫绝道：“真不愧白衣名士，我辈愧死了！”这是因为，洪钧是同治七年（1868年）殿试以一甲第一名进士状元及第，而小说中赠诗壮行的庄小燕（张荫桓）少应童子试不遇，后捐得山东知县之职，在督抚幕中掌文书公牍，所谓“佐杂出身”，以才捷干练被大吏保荐至道员，后擢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赏三品卿衔。在洪钧出使欧西四国之前，张荫桓曾被任命为特派出使美国、秘鲁、西班牙三国大臣，居华盛顿三年。洪钧出国之前，在光绪九年（1883年），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位也不过是三品，为何要称张荫桓为“白衣卿士”呢？这是因为《清史稿·选举五》中说到的：定制，由科甲及恩、拔、副、岁、优贡生、荫生出身者为正途，余为异途。张荫桓既非科举正途起家，故被洪钧目为“白衣名士”。在小说中，金汮回国后亦在总理衙门行走，其资历、级别和权力皆稍低于庄小燕，遭受抑制，心有不满，嫌隙增多，渐成对头，其后庄小燕利用金汮所献帕米尔地图引起中俄地界纠纷的机会予以倾陷，使金汮受到了沉重打击，抑郁成疾，加上爱妾彩云与男仆私通事件的羞辱，一代文史之星终至殀陨早逝，享年仅55岁。

但是，根本上还是由于个人的孤陋寡闻，我未能确知这四首律诗既非张荫桓的作品，也不是小说家曾朴的凭空撰造，却是出自洪钧和张荫桓的同时代人、晚清名臣袁昶的手笔。读者被作者瞒天过海的手段所炫惑和欺蒙，这也是小说成功的效果之一吧。袁昶（1846年—1900年），字爽秋，光绪二年进士，官至太常寺卿，在庚子事变中因直谏反对用义和团排外而被清廷处死，与同时赴刑的许景澄、徐用仪等四人一起被称为“庚子五大臣”。他也是当时享有盛名的同光体诗人。

至于鲁迅，为什么要把《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老残游记》《孽海花》一起合称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呢？以树人先生的渊博学识和老辣眼光，应该深知前两者与后二者并不是完全同一风格类型的作品，前两者以揭露官场及社会黑暗为主旨，内容扁平，成分单一，艺术上未臻感性丰满、趣味沛然、圆融自洽的境界，而后二者虽皆烂尾未成完璧，但已经展开了现代小说的想象力翅膀，所写的社群人物不捡高下，上自帝相雄杰，下至娼妓面首，百态皆备；所摹土地河山亦是至大无方，远及泰西，密迩幽壑，俨然是一幅幅设色丰富的人类生活画卷，作者并未在其中一味地注入鄙夷嘲讽的不屑，而是兴味盎然，与之同尘相泯。我想，最早作出“现实主义是批判的”之论断的是与马克思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蒲鲁东，而“批判”一词在社会变革的极端意义上与我国语言中的“谴责”同义，故“谴责小说”本质的意思也就是“现实主义小说”而已。也因此，对它们的大致特征进行初步概括，将其统称为“四大谴小说”，那还是颇有道理的。

最后记录一点有趣的目遇。时萌《曾朴研究》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不少深入了解相关情况的线索。但我在《曾朴生平系年》一文的“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年）”下读到这么一段文字：“陈季同时为福建造船厂厂长，曾侨法多年，与彼国文豪伏尔泰常往还，深谙法国文学，并以法文写过许多文学作品。”伏尔泰卒于1778年，陈季同（即小说中的陈骥东）生于1851年，两人死生相隔七十余年，“常往还”云云，必定是大错特错了。至于与陈季同交往的法国文豪是谁，我从一些蛛丝马迹暂时推测可能是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年），但目前也提不出确凿详细的证据。此外，现在研究国故的专家往往不通外文，每涉及字母书写时不能甄别正误，或至誊抄亦易出错，比如该书第47页：“译《燕》（新诗，译自Pieyye de Ronsayd）”，此处的《燕》诗原作者应为Pierre de Ronsard，即皮埃尔.德.龙沙（1524—1585年），他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第一位抒情诗人、著名的七星诗社的领袖。

（弱斋写于2023年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