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曾经在锡林郭勒盟下属的镶黄旗住过几年。那里是个人口稀少，交通落后，经济极其不发达的小地方。在最繁华的地段有一座红旗塔，（说是繁华只不过那里的房子多过其他地方而已）还有一个叫十字路口的地方被称作旗中心，在那旁边有一排平房叫供销社，供销社就是旗里唯一一家正规的商店。

                 之所以记住那家店铺是因为在那里有我向往的巧克力。五分钱一块的巧克力没有自己单独的包装，而是从一块大的带有锡纸的巧克力上掰下来的。店员很耐心的为我们每一位小顾客做这一件事，小心翼翼的打开锡纸包装掰下一块巧克力之后再仔细的包好放回原处。她知道不是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小孩子都能从兜里拿出五分钱的小蹦蹦来买巧克力的。那些没有蹦蹦买巧克力的小孩子就只能羡慕的看着那些有巧克力吃的孩子并且使劲往肚里咽口水了。而那位售货员阿姨只能用歉意的目光看着这些孩子们，因为她知道每一个孩子的家庭状况，认识每一个小孩子的父母亲。在这样一个小地方，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因此她看着那些眼巴巴瞪着巧克力，却又不能吃到巧克力的孩子们时总是充满歉意，似乎这一切都是她的错。

有一次我们的爸妈不在家，只剩下年幼的大姐二姐在家看门。那时候的我还很小，父母亲上班的时候先会把我送到保姆家，下班才会接我回家，因此这一件在那个年代看起来很严重的一件事跟我没有扯上关系。

事情是这样的，在家里玩耍着的大姐二姐忽然看到母亲每天都锁着的小箱子没来得及上锁。在我们的眼中母亲的小箱子里有很多很多好东西，平常是没有机会打开看的。于是胆大的二姐立刻翻开箱子查看，马上就看见了母亲放在箱子里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几十元钱。二姐抽出一张十元钱的票子拉起大姐的手说：“咱们去买糖吧！”而相对胆小的大姐害怕爸妈回来发现挨揍，不想去。二姐说：“我们把箱子锁好爸妈就发现不了了。”于是两个小孩锁好箱子就直奔供销社而去。供销社的阿姨见进来两个小孩犹犹豫豫的站在那里想说什么又不敢说的样子，就过来问：“小托雅，你们想买点什么呀？”（托雅是二姐的小名）二姐大着胆子说：“我们要买十块糖，姐姐五块我五块！”并拿出了那十元钱交给了售货员阿姨。那时候的二姐对钱还没有太多的概念，以为十块钱就能卖十块糖。售货员阿姨看到一个小孩居然拿出了那么大的票子，当下就知道那不可能是家里的大人给的了。那个年代最大的人民币面值也就是十元钱，而每家每户一个月的生活费也就几十元钱，十元钱可以维持一家人很多天的生活因此是不可能拿给那么小的孩子买糖的。于是售货员阿姨把手里的事情交给了另外的人自己带着两个小孩拿着十元钱去找正在单位上班的母亲。后来两个姐姐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一顿臭揍，足以断了她们再做这样事情的念头。当然售货员阿姨也得到了母亲最隆重的感谢，可两个姐姐却因此恨了她很久。

                 《供销社门前的拴马桩》

供销社的门口有几根固定死了的拴马杆，那是专门为来这里买酒的牧民们准备的。天气好的时候那些牧民会坐在背风又有阳光暖洋洋照耀着的地方就那么喝着揣在怀里的草原白。他们很少三五成群的聊天，相互见了面也就是那么一句：“ 赛百努？”“他赛！”（蒙古族的问候语

）就完事，然后继续闷头喝酒。就那么干着喝，也没有什么下酒菜。喝完了，就会摇摇晃晃有时甚至磕磕绊绊的走到拴马杆前解开缰绳跨马飞奔而去。这个时候他们却又突然变的英姿飒爽，刚才那种醉酒的状态竟一扫而光，似乎在这一刻草原上就又多了一名英雄好汉。

                 而我们小孩子总是在一旁定定的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看着这一切，却从不敢接近那些牧民更别提跟他们说一句话了。我们这些孩子大多是驻军家属或在政府机关工作的人家的孩子，虽说跟那些牧民说着同样的语言，也属同一个民族，但生活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对于那些草原上以游牧为生的纯粹牧民我们还是充满了好奇。从上小学开始我才跟那些牧民家的孩子们有了真正的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