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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往事「三」

与王钧共事的这些年

By 张蜀梅

世上已无王钧。这是个现实。

那天上午，我没有去参加她的告别仪式，那样，我会一直记得她最后一次和我见面的样子。

但是，我躲在厕所里哭了很久。

我哭她，也是哭自己。

那天，很多最初参与南都草创时期的同事和领导都回来了，他们在朋友圈发了消息，谭智良说，去参加王钧的告别仪式，这不是去跟一个人告别，告别的仿佛是一个时代。

那个时代，我们是同事，是朋友，是家人，是兄弟姐妹。

我是1996年12月31日到南方都市报的，那天，关健主编给我写了个条子，让我去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找任天阳，任天阳接过那张小纸条说，＂你随时可以来上班了。＂

从那天开始，我成为南都人。

那时南都只有两个部门，一个是采访部，任天阳管；一个是新闻部，也就是编辑部，庄慎之管。

采访部19个记者，王钧和我都是这个部门的记者。

那时广州报业最风光的是＜羊城晚报＞，然后是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谁都不知道有个＜南方都市报＞。

见过王钧没几次，她就和吴明良被调去搞发行了。

发行和采编一样艰难。

王钧和吴明良去「扫楼」，就是拿着我们的报纸，每栋楼每家每户去敲门，给广州人推荐这个新品种，告诉他们，＂你们先不用订，给你们免费送三个月，你们觉得好看再订。＂

那个时候，老广州人是最顽固的，无论是发行的同事，还是采访的记者，他们对说普通话的＂北方人＂有种偏见，怕是骗子，经常是不等我们把话说完，门已经被「砰」地一声关上了。

作为记者的我，会跟摄影记者李向新，实习生成小珍一起去「扫街」。我们在广州大道中的公交车站，搭任何一辆去广州火车站的公交车，一路上遇到有突发事件就下车采访，最终去到火车站，那里有太多鲜活的新闻线索了。

后来王钧又回到采访部做记者，没多久她结婚生孩子了。

都市报不断扩大，扩版，记者和编辑队伍越来越大。记者分了小组，王钧是时政新闻组组长，我是突发新闻组组长。

她做时政新闻也很拼，比如在北京采访两会，都市报是没有采访证的，她就会守在会场外的男厕所门口，那些代表委员的肯定会出来上厕所的，上完厕所，在门口遇到一个女记者，还是比较漂亮的那种，不说几句真是不好意思。所以，都市报采访全国两会，不叫「采访」代表委员，而是叫「扑」。

2002年7月，我调往南方日报时政新闻中心做记者，负责医疗卫生新闻。

这个时期，都市报的发展非常快，王钧在都市报从时政新闻组长到采访部副主任、主任、编委，参与策划很多时政新闻选题。

她虽然很忙，但非常关心我，总希望我回都市报，我们常常吃饭，报社周围的老四川、潮合。

也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彼此都是四川人，她是广安华蓥山那边的，我是广元苍溪的。

她提议让我回都市报，有几个建议，一是首席记者，二是成立一个以我名字命名的新闻工作室，做我喜欢的新闻。我很喜欢，答应回去。

她去找了时任南都总编辑的庄慎之，还有分管的集团领导南方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江艺平。但集团社长不同意。因为南方日报也要走市场，正在筹建「机动记者部」，所以要我留下跟胡键一起组建＜南方日报机动记者部＞。

机动记者部成立不到半年，汶川地震发生。既然是机动记者部，加上又是四川人，我坚决第一时间申请去现场采访。赵佳月去映秀，我去北川。在北川待了9天9夜，我在那里经历了人生的死亡演习。

回来广州后，把自己封闭起来，几乎不愿意见人。

王钧打电话给我，要给我接风。她请我在报社附近的金桥宾馆吃饭，我们聊了很久，那次，我们聊到了人的生死。

自从汶川大地震采访回来后，发现青壮年都出来打工，留在家里的基本是老人和孩子，我们在现场采访的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外地打工没有联系上。加上，年纪越来越大，生生死死变幻无常，我想趁着还年轻，打算做一个关于农民工迁徙史的策划，用新闻、图书、研讨会、致敬典礼、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一下这个群体。

我把我的想法跟机动部记者赵新星说了，让她帮忙写了个方案。然后我们把方案交上去，但是由于选题宏大，要求有足够的采编人员、版面、经费。南方日报放弃了这个选题。

但是我还是不肯放弃，就跟花城出版的林宋瑜聊，她鼓励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路。我想起了都市报，最适合做这个选题，就跟我的老领导庄慎之、任天阳分别谈了我的想法，并把初步的方案交给他们。

第一次没有消息，我再去找庄慎之。心想，都市报如果不做这个选题，这个选题就基本泡汤。

隔了一两个月，庄慎之给我电话说，你找王钧聊一下吧。

于是，我跟王钧在一起吃了顿工作餐，我们一起回忆从四川出来上大学，跟外出打工的老乡一起挤火车出来，春节的时候，我们又跟他们一起挤车回家，绿皮火车的样子，味道，都历历在目。我们约好，要给这些改变中国的农民工树碑立传，为了便于管理，还在在南方都市报和南方日报机动部之间合作完成，

王钧回去跟庄慎之确定之后，我们就开始着手这个选题，先是在整个南都里面找骨干记者，大约40个左右，加上机动记者部4个记者，队伍就建立起来了。

记得动员会那天，王钧特别给了我电话过去，跟参与的记者见面，同时给参与的记者列了书单。

2011年3月11日，农民工30年迁徙史启动仪式在北京正式揭幕，任天阳、王钧、林宋瑜、南香红、王景春和我，还有农民工专家团队，都参与了这次仪式。

记者们都分工协作，纷纷奔赴中国各地采访。

2012年初，王钧查出患上平滑肌肉瘤。也许因此她心情不好，农民工的致敬典礼，研讨会，《洪流》一书的发行仪式，等等，她没有告诉我详情。

我就打电话去问她，没想到她火气非常大，对我说话劈头盖脸，她说这些活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听了，心里好生气，当初不是说好一起做这个项目的吗？她又说，我病了，心情不好。

我这才知道她病了，心情烦躁，也许吵一架她心里就舒服了。

农民工致敬典礼系列活动，由于王钧在化疗，由我来参与和王海军、陈良军、钟跃东、余刘文一起负责协调各方事务，活动非常完满。

这系列活动结束后，登在南方都市报的新闻稿件里，我的名字也消失。一些关心我的读者问，你不参与了吗？

也许是我小气吧，我就打电话问了一下庄慎之，问他是不是这个活动做成功了，我就该走开了？

过了一个星期，王钧回来上班，她给我电话解释说，因为她生病，没有看版，是编辑不小心把我的名字删了。

也许真是场误会。说开了，我也就谅解了。

我们又和林宋瑜一起吃饭，聊农民工的选题，说等她病好了，我们把农民工系列做完；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杨锦麟还说等着跟我们合作。自从王钧病了，我们的话题还多了养生。

她病了后，我去她珠江帝景的家看过她，肿瘤转移后，她在广医一院做手术，我去病房看了她，她越来越瘦。

今年春节后，我、林宋瑜、王钧在潮合又聚了一次，她知道我爱喝茶还说要送我一罐雪菊。那次见她，气色还好，只是头发白了很多。

最后一次见她是在顺德，那次是参加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她是来颁奖的领导，我是去参加会议的文学青年。

她还坚持到吃完晚饭，我看她她脸色非常青，就说，你要多休息，不能撑这么晚，她说，好，马上就回去。

认识她18年了，我知道她的脾气，执着、要强、工作拚命、事业心强。我们互相鼓励，也会争吵斗气。我们还没到看透世事的境界，但知道谁都会死，只是时间而已。在活着的时候，让生命更精彩，这是我们可能去努力的。王钧走得这么匆忙，但她一路是精彩的。愿她安息。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天堂是一个很近的地方

So I wont be so far away你我并不遥远

And if you try and look for me 如果你想寻找我

Maybe you will find me someday也许某天你会找到我

Heaven is a place nearby 天堂是一个很近的地方

So there is no need tosaygoodbye 所以没有必要说再见

I wanna ask you not to cry 我想告诉你不要哭泣

I will always be by your side我将一直在你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