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悲喜喜中，不少“艾滋妈妈”像贾雯雯一样选择生下小宝宝。但争议和担忧在孩子出生前就一直考验“艾滋妈妈”和社会。

　　若这些孩子感染艾滋病毒，可能不到10岁就会夭亡；即使躲过此劫，由于人们对艾滋病条件反射般的恐惧，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将面临无尽的孤独、冷眼、嘲笑、歧视；如果父母因病而亡，他们就会成为“艾滋孤儿”……

　　人来到这个世界本应是平等的。若一出生就要背负这“生命不可承受之重”，他们还应该来到这个世界吗？然而，谁又能剥夺一个女人当母亲的权利？失去这种权利，失去爱与勇气，一个绝望的HIV携带者或发病者，对自身和社会，何尝不是一种失败？

　　每一名“艾滋妈妈”都面临着生与不生的抉择，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一种赌博，她们赌的是命！

　　明天又是国际艾滋病日。去年今日，艾滋病毒携带者王翠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产子，重3.25公斤，母子平安。现在小孩身体健康，发育正常。

　　主刀医生是市八医院“借来”的专家——广州市妇幼保健医院妇产科主任禤(xu ān)庆山。

　　早在1999年，禤庆山就为广东第一例“艾滋妈妈”接生。此后的8年里，又有30多名的“艾滋妈妈”从他手中抱过新生的孩子。

 

　　流产之殇

 

　　“哎呀，生出来的小孩不就有艾滋病？”这是当时几乎所有人听到消息后的第一反应。

　　1998年，广州市荔湾区的小菲意外怀孕，准备和同居的男友结婚。婚检时，这两个有着吸毒史的年青人双双被检出HIV呈阳性。

　　在一片反对声中，25岁的小菲“吓懵了”。她不得不同意放弃继续怀孕。

　　做引产手术的就是禤庆山，那是他第一次碰到艾滋孕妇，“心里有些发怵”。在市八医院一间简陋的临时产房，禤庆山身穿5块钱买来的雨衣和高筒雨靴，头戴摩托车头盔，对她进行了羊膜枪穿刺引产手术。

　　当时小菲的表情让禤庆山记忆深刻——无奈、伤心、遗憾。他在想：即使是“艾滋妈妈”，其实也应该拥有生育一个健康孩子的权利。

　　但在当时，出现了“艾滋妈妈”，劝其流产是比较普遍的做法。虽然没有什么规定说艾滋病患者不能生育，但卫生部门一般都会干预此事，甚至还会通过计生部门扣发准生证。

　　这些都给“艾滋妈妈”带来巨大的压力。为了不把事情弄得“满城皆知”，她们一般都会选择放弃。

　　确实，她们要做妈妈的风险太大。“艾滋妈妈”自然分娩的母婴传播概率在30％以上。而被感染的“艾滋儿童”一般活不过10岁，很多在十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

　　迄今为止，艾滋病毒已吞噬了约300万儿童的生命。每天，世界上大约有1500名儿童感染艾滋病毒，其中大部分是在母亲怀孕和分娩时被感染的新生儿。

　　然而，有的“艾滋妈妈”还是要冒这个险。她们选择向医院隐瞒身患艾滋病的事实。

　　禤庆山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种情况很恶劣，因为这已经不是个人的事，而危害到社会公共安全，对医务人员、对同病房的产妇、对新生儿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卫生行政部门要求各医院在孕前产前检查时必须增加HIV检测这一项，以杜绝刻意隐瞒。

　　“其实最怕的不是知道人家有艾滋病，而是不知道。”禤庆山说，没有人愿意被排挤出社会，如果社会不对这些艾滋病毒携带者们关心和接纳，他们只会隐瞒自己的病情，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我们怕他们，他们怕我们怕他们，只好隐瞒，这其实更可怕。”

 

　　“她们也有权利当母亲”

 

　　面对“艾滋妈妈”盼为人母的天性，只堵不疏，总不是个办法。母婴阻断技术的研究应用渐渐改变了这一现状。

　　包括禤庆山在内的医疗人员总结出艾滋病母婴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并用综合性干预手段对病毒传染进行阻断，这使得母婴传播几率由30％下降到3％以内。

　　禤庆山做的第一次尝试是在1999年10月。那名“艾滋妈妈”在广州郊区一家宾馆做服务员，通过吸毒染上艾滋病。后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了身孕。

　　当时她辗转了几家医院都不给接生，后来转到市八医院，由禤庆山主刀做手术。孩子生出来后很健康，过了一岁半跟踪检查，孩子没感染。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渐渐地，“艾滋妈妈”产子就成了市第八医院的一个常态。一次次的成功，也增加了禤庆山的信心。

　　他开始给更多的“艾滋妈妈”提供医学咨询和帮助。至今为止，已经有超过60个“艾滋妈妈”得到过禤庆山的咨询指导。

　　和小菲只能眼睁睁地看孩子胎死腹中的命运不同，这些“艾滋妈妈”可以自己做决定是否要孩子。禤庆山把这个程序称为“知情——选择”：先告诉“艾滋妈妈”生育的风险，再由其自己作出选择。

　　事实上，随着技术的进步，政府部门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卫生行政部门不再劝说干涉，计生部门也不再扣发准生证。

　　2005年底公布的《艾滋病防治法》建议稿第十五条称，任何人或组织不得以公民为艾滋病感染者为由不准生育。这是我国第一次把艾滋病人生育权以立法形式提出来。

　　而去年颁发的《艾滋病防治条例》也规定，医疗卫生机构应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的咨询、产前指导、阻断等服务。

　　一些医院，也已经有专门的“艾滋妈妈”产检室。当然，这间产检室的门上没有“艾滋病”的标志。

　　广州市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王鸣透露，事实上，从2005年以来，“艾滋妈妈”每年都有增加，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从劝‘艾滋妈妈’流产到让她们自己选择，从拒绝‘艾滋妈妈’到设立专业门诊，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禤庆山坚持认为，“她们也有权利当母亲。”

 

 

“生”的艰辛

 

　　“生”还是“不生”，这种“选择”的艰难不言而喻。因为，对于每一个“艾滋妈妈”而言，没有3％，结果要么是零，要么是百分之百。

　　除了冒着孩子被传染的风险，这些特殊的妈妈们还得接受身体上的考验。

　　“综合性干预手段”中非常重要的两项是：孕妇必须同意口服抗病毒药物；孕妇必须同意由医生择期剖宫产。

　　“这些听着简单，实际上很不容易”，禤庆山说，“抗病毒药物的副作用之大，是常人很难想象的。”

　　这种苦头小云尝过。小云住在广州市白云区，今年初，她在怀孕3个月时被发现携带艾滋病毒。小云的病是丈夫传给她的。

　　第一次咨询时，小云斩钉截铁地说：“这个小孩经过我和先生商量，一定要。”

　　然而，抗病毒药物给她带来了难以忍受的副作用，包括眩晕、四肢乏力、贫血和肝功能受损。她打电话给禤庆山：“我头昏眼花，不行了，我明天过来，把孩子打掉。”

　　小云的丈夫苦苦哀求妻子：“这次不要，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禤庆山告诉小云：“这次可以先停停，如果真的下决心要孩子，药还是得继续吃下去——过几天我带你去参加个会。”

　　几天之后，越秀公园旁边的一间茶社内，禤庆山和6位“艾滋妈妈”坐在一起，开了一个主题为“成功经验分享”的会。

　　禤庆山经常组织这样的活动，让成功的“艾滋妈妈”给遇到困难的准“艾滋妈妈”鼓励和指导。这种做法，在心理学上叫“同伴教育”。

　　给小云进行同伴教育的“艾滋妈妈”里，有一位老师，儿子已经3岁半，确认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她服用抗病毒药物时的副作用也很大，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她的切身经历感染了小云。小云决定继续服药。

　　“大多数艾滋孕妇和小云一样，是在产检时才知道自己携带艾滋病毒的。”根据禤庆山8年来的统计，“尽管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她们中的一半还是选择了要当妈妈。”

　　“越是到了怀孕中晚期，越不舍得放弃孩子。”禤庆山感叹，“母爱会产生一种伟大的力量。”

　　禤庆山接诊过一位29岁的“艾滋妈妈”，毒瘾很深，戒了多次都没有戒掉。为了要孩子，这位“艾滋妈妈”决定在家戒毒。在为其护胎时，禤庆山亲见了戒毒的痛苦：全身抽搐、口吐白沫。

　　两个月后，这位孕妇戒毒成功。后来生了个女儿，现在快两岁，也是一个健康的孩子。目前，这位“艾滋妈妈”恢复了工作能力，一家人过得很好。

 

　　“艾滋妈妈”的生存伦理

 

　　“艾滋妈妈”生孩子，不管对孕妇、孩子还是医护人员，都是高风险的事，有很多可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这些事考验着“艾滋妈妈”的生存伦理。

　　今年11月初，一名护士在“艾滋妈妈”生产时不小心被手术刀划破了口子，赶忙跑到禤庆山那里去做医疗评价，看看需不需要马上吃抗病毒的药(4个小时之内服用很有效)。

　　“当时小姑娘举着手指，告诉我她还没结婚，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禤庆山对此印象深刻。

　　给普通孕妇做剖宫产手术大概需要半个小时，然而每次给“艾滋妈妈”动手术，禤庆山都要花上1个多小时。

　　平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医师喊一声“刀！”，一把刀就拍到他手上的情景，在这里被演化得相当繁琐。

　　要刀的话，禤庆山喊一声“刀拿来！”护士却不能直接拍到他手里，怕不小心划伤，只能放在旁边的盘子上，说一声“刀给你！”用完了，禤庆山再喊“刀还你！”把刀放回盘子。

 

　　这一过程不容出错！

 

　　此外，医护人员都要全副武装，一次性的防护衣、防护手套、护目镜，把全身包裹得严严实实。

　　手术过程中的感染风险，是医护人员最怕的。而对于被死神早早盯上的“艾滋妈妈”来说最怕的是什么？小云给出了答案。

　　2007年9月中旬，在小云剖宫产预产日前两天，禤庆山忽然接到她的电话，小云在家中羊水破了，要提前生产。禤庆山马上问她住在哪里，叫她不要动，等救护车来接。

　　可是小云死都不肯说出自己的住址，只是说要打的到医院。

　　“你不能打的！”禤庆山在电话里大声喝斥。他告诉小云，羊水里含极高量的病毒，很容易传染给别人，万一给手上有伤口的乘客沾上，后果不堪设想。他强调一定要由医院的救护车来接。

　　但小云不听，当晚9时多，她还是自己坐着出租车来到市八院。禤庆山以不帮其手术来表示自己失望和愤怒。

　　“我知道，她是怕被人知道她是艾滋病毒携带者。”禤庆山说，“如果市八院的救护车开到她家楼下，聪明人一定能看出些端倪。”因此，小云坚持打的去医院。

　　很多艾滋病患者和小云一样，最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对于这一点，禤庆山虽然觉得很无奈，却表示理解。一般情况下，医院都会满足病人的保密需求。

　　比如，有不知情的亲戚朋友来探望病人了，医生会以肝炎来为患者隐瞒病情。小孩的出生证明上，显示的也不是市八医院而是市妇幼保健医院。

 

　　悲剧的序幕？

 

　　对于初生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并不懂得害怕。但他们匆匆地来到世间，或许就是悲剧的序幕。

　　新生儿是否感染上艾滋病毒，是“艾滋妈妈”更关心的。一般来说，要判定其是否感染，得要18个月的时间。因此，在孩子1岁半以前，这些母亲都是喜忧参半、度日如年。

　　据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艾滋病防治专家蔡卫平介绍，如果缺乏治疗干预，50％的艾滋患儿在出生5年内会发病死亡。并且，由于免疫力低下，艾滋患儿会百病缠身，过得十分痛苦。

　　还不仅仅是“艾滋家庭”的痛苦，也可能会给其他人带来痛苦。孩子去哪里打预防针，去哪里看病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禤庆山说：“最可怕的还是隐瞒真相直接到普通门诊和医院去看病。”

　　“别说现在根本没有专门给这些孩子看病的地方”，蔡卫平透露，“就是有这样的地方也没有人会去看的。”

　　有人指出，即使孩子在出生时幸运，没有感染上艾滋病毒，他们的成长可能也充满艰辛。身患艾滋病的夫妻由于身体状况，可能无法工作。贫病交加，他们无法向小孩提供有质量的生活，不能保障小孩受教育的权利。

　　甚至，在小孩未成年时，就可能承受父母双亡的痛苦。由于人们对艾滋病条件反射般的恐惧，在他们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将是孤独、冷眼、嘲笑、歧视。

　　精神上的隔膜与压抑比生活的穷困更能摧残人的生存意志。

　　“这是对下一代不负责的表现。”不少反对者认为，父母除了给予儿女以生命，还要给他们创造健康、快乐的生活环境。既然无法在安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给孩子的出生和成长提供保障，“艾滋妈妈”就不应生小孩，让孩子面对更大的不幸。

　　这些沉重的问题，可能没有人能解决。禤庆山的解释是，“我会将这些详细告诉‘艾滋妈妈’，让她们自己决定，这是她们的权利”。

　　禤庆山认为：“我能做的，就是利用科技手段，尽量将悲剧发生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文中的“艾滋妈妈”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我们不能再这么单打单干了”

 

　　采访过程中，禤庆山很怕我们把他宣传为“艾滋妈妈接生专家”，“我还是个普通的妇产科医生，有很多的病人，帮助‘艾滋妈妈’只是我工作的一小部分。你们这么一写，人家以后都不找我看病了怎么办？”

　　可是这“一小部分”，包括了把自己的手机当成咨询热线使用，也包括了十几次无偿地组织“艾婴关怀之家”的同伴教育等活动。“场地都是靠朋友关系提供的。借的时候还不敢说做什么用，怕人家不理解，对艾滋有恐惧。”

　　禤庆山很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注艾滋病患，包括“艾滋妈妈”。他说：“我们不能再这么单打单干了。很希望将来所有的‘艾滋妈妈’都能得到社会医疗支援，在社会关爱下知情选择，获得免费医疗资助。”而目前，“艾滋妈妈”的手术费用还令她们中的不少人退缩，而“艾滋妈妈”产下的孩子，也没有得到跟普通孩子相同的医疗护理。

　　禤庆山的另一个愿望，是在母婴阻断方面做更多的科学研究。目前，他有两个这方面的科研项目分获省市医药卫生科技资助。他有一个想法：看是否能在怀孕期间检测到胎儿是否感染艾滋，这样则可以通过选择性引产降低艾滋患儿出生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