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在SARS的流行前线》
张蜀梅
提笔之时,感慨万千。
首先有点内疚,由于工作忙,时间太紧张,这一篇命题作文一拖再拖,编辑一再催促和坚持,终于硬着头皮答应在截稿最后一天交稿子;当然,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的,因为内心不是很想再去回忆那段晦涩的日子。
时间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但真真算起来,从SARS的爆发到现在,也才刚过去一年的时间。
从刚知道写字和讲故事开始,我就知道我今后是要靠文字为生的,果真,长大后,我的工作离不开文字,我的生活离不开文字,几乎每一天都和文字在打交道。我知道,从古至今,和文字打交道是一非件常危险的事。前不久,北京的一个朋友,寄了一本他的诗歌集子给我,他是著名的“下半身”诗歌的代表人物,当然在他的集子里有些情爱的叙述,时隔不久,现在已经被定为“淫秽读物”,出版书的出版社已经受到严厉的处罚,听说他本人也去外地“旅游休假”,真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
和文字有关的事业是危险的。我们看不见那个陷阱的位置,但,能感受到它的气息。
我的这本《在SARS的流行前线》刚出来的时候,我也是提心吊胆的,据说有人把这书买了回来,交给有关部门,希望给它定罪。
要说写这本书的感想,就是后怕。
2003年春节刚过,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喜庆中气氛中,但广州地区,却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一种奇怪的呼吸道疾病已经连续夺去了几个人的生命,而那种病毒还在通过空气传播。当时,我在老家四川陪母亲过春节,我的栖息地在广州,我必须要回到那个前线去,我是一名专门负责采写医院新闻的记者,所以一定要加入到战斗的行列。
70多岁的奶奶劝我在家里多待几天,她说,等那种病毒被风吹散了,广州安全了再回去上班。
母亲虽然不赞成我成为一个胆小鬼,但是,我知道她是舍不得我的,她担心我的安全。我要出发之前,她打听到四川在广东打工的人打电话回家要醋的时候,母亲就在叮嘱我在行李中多带几瓶醋,出去采访的时候多喝点醋,回家后多熬些醋。 为了让母亲安心,她的要求我都一一答应。
一时间,醋成了灵丹妙药,我不仅看见成都双流机场有整箱的醋运往广州,而且,一到广州白云机场,在等待行李的时候,我周围的空气里全是醋的味道。
广州显得真有些特别了,首先的很多敏感的记者都来到广州打探消息;放下行李我就赶到中山二院,当时那里还有几十名医务人员在住院。以前门庭若市的中山二院,现在几乎没有病人,电梯里的几个人全副武装,浑身被白色的隔离服包裹着,只留下一双疑惑的双眼盯着我看,因为,我什么预防措施都没有,我甚至连一个口罩都没有。
我的通讯员看见我的样子后,一下给了我好几个口罩。戴着口罩就开始采访一个刚从隔离病房出来的医生。
看不见的恐慌,渐渐在我的身边形成了。但是,我还要去其他医院采访。中山三院、广医一院、第八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中山一院、南方医院、177医院等等,只要有SARS(当时还叫“非典”)病人的医院我就要去采访。
由于广医一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接收的都是全广州最重的病人,我就每天都去那里待着,一有机会就抓时间找钟南山问几句。
凭一个记者职业的敏感,这一场自然的灾难是历史性的,所以,我在采访的时候我就更加用心了。虽然新闻稿件发表很少,但是我们卫生线的所有记者都还是要关注事态的发展。
2月中下旬,关于SARS是“衣原体”之争、现状、源头等问题都十分敏感。
我在去北京采访全国两会前,想约见钟南山院士,就SARS的诸多问题对他进行对话。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采访他答应了好几天后,才在广医二院接受的采访,而当时他正在“病”中,他是从他住院的病房出来接受我的采访的。
这个对话整理出来后,钟南山要求亲自审稿,我就通过电子邮件传给通讯员贺小伶,让她转给钟南山,而当时,钟南山是在病床上,用铅笔修改了我的对话稿子中的个别专业术语。 这篇大约6000字的对话稿子,最终没有发表出来,后来用在我的书中《在SARS的流行前线》。
也就是这篇对话稿子里涉及的问题,在以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都得到了应证。
也就是这篇对话,我成为国内以至于全世界第一个就SARS问题深入采访钟南山的记者。
今年,这篇经过钟南山亲自修改过的对话稿件的原件,被广东省档案馆收藏。
后来的日子众所周知,这个灾难是全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共同敌人,我们的恐惧被扩大了,被稀释了。
那些SARS病人有什么感受,他们接受治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必须进入病房才能体会。我知道已经有记者到隔离病房进行采访了。但是他们多是摄影记者,拿着相机远远的拍照,但我是文字记者,我必须要和病人进行近距离、面对面的交流。
我不是一个胆小鬼,但那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
决定了要去隔离病房对一个还有传染性的病人进行采访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和摄影记者严亮有一段比较真实的对话。
他说,我们还好,要是被传染了,我们有报社管啊,就是牺牲了,我们也是烈士啊,比那些不明不白就染上了,或者就死了的人要值得。
我也想,我们都还没有结婚,父母亲人都不在身边,就是回去隔离也很简单啊。
5月初,我接到花城杂志编辑林宋瑜的电话,他们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关于SARS的书,本来有些犹豫,但是,我有很充足的素材,她说应该很容易的。
答应写这本书后,我就白天上班采访,晚上赶写书。大约在5月20号左右就交了十多万字的书稿。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
不知道将来如何,现在我除了写新闻,还写一些小说,我的生活是精彩和自由的,我感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给了我这个舞台。
张蜀梅
提笔之时,感慨万千。
首先有点内疚,由于工作忙,时间太紧张,这一篇命题作文一拖再拖,编辑一再催促和坚持,终于硬着头皮答应在截稿最后一天交稿子;当然,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的,因为内心不是很想再去回忆那段晦涩的日子。
时间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但真真算起来,从SARS的爆发到现在,也才刚过去一年的时间。
从刚知道写字和讲故事开始,我就知道我今后是要靠文字为生的,果真,长大后,我的工作离不开文字,我的生活离不开文字,几乎每一天都和文字在打交道。我知道,从古至今,和文字打交道是一非件常危险的事。前不久,北京的一个朋友,寄了一本他的诗歌集子给我,他是著名的“下半身”诗歌的代表人物,当然在他的集子里有些情爱的叙述,时隔不久,现在已经被定为“淫秽读物”,出版书的出版社已经受到严厉的处罚,听说他本人也去外地“旅游休假”,真不知道他现在情况如何。
和文字有关的事业是危险的。我们看不见那个陷阱的位置,但,能感受到它的气息。
我的这本《在SARS的流行前线》刚出来的时候,我也是提心吊胆的,据说有人把这书买了回来,交给有关部门,希望给它定罪。
要说写这本书的感想,就是后怕。
2003年春节刚过,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喜庆中气氛中,但广州地区,却笼罩在一种莫名的恐慌之中:一种奇怪的呼吸道疾病已经连续夺去了几个人的生命,而那种病毒还在通过空气传播。当时,我在老家四川陪母亲过春节,我的栖息地在广州,我必须要回到那个前线去,我是一名专门负责采写医院新闻的记者,所以一定要加入到战斗的行列。
70多岁的奶奶劝我在家里多待几天,她说,等那种病毒被风吹散了,广州安全了再回去上班。
母亲虽然不赞成我成为一个胆小鬼,但是,我知道她是舍不得我的,她担心我的安全。我要出发之前,她打听到四川在广东打工的人打电话回家要醋的时候,母亲就在叮嘱我在行李中多带几瓶醋,出去采访的时候多喝点醋,回家后多熬些醋。 为了让母亲安心,她的要求我都一一答应。
一时间,醋成了灵丹妙药,我不仅看见成都双流机场有整箱的醋运往广州,而且,一到广州白云机场,在等待行李的时候,我周围的空气里全是醋的味道。
广州显得真有些特别了,首先的很多敏感的记者都来到广州打探消息;放下行李我就赶到中山二院,当时那里还有几十名医务人员在住院。以前门庭若市的中山二院,现在几乎没有病人,电梯里的几个人全副武装,浑身被白色的隔离服包裹着,只留下一双疑惑的双眼盯着我看,因为,我什么预防措施都没有,我甚至连一个口罩都没有。
我的通讯员看见我的样子后,一下给了我好几个口罩。戴着口罩就开始采访一个刚从隔离病房出来的医生。
看不见的恐慌,渐渐在我的身边形成了。但是,我还要去其他医院采访。中山三院、广医一院、第八人民医院、第一人民医院、中山一院、南方医院、177医院等等,只要有SARS(当时还叫“非典”)病人的医院我就要去采访。
由于广医一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接收的都是全广州最重的病人,我就每天都去那里待着,一有机会就抓时间找钟南山问几句。
凭一个记者职业的敏感,这一场自然的灾难是历史性的,所以,我在采访的时候我就更加用心了。虽然新闻稿件发表很少,但是我们卫生线的所有记者都还是要关注事态的发展。
2月中下旬,关于SARS是“衣原体”之争、现状、源头等问题都十分敏感。
我在去北京采访全国两会前,想约见钟南山院士,就SARS的诸多问题对他进行对话。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采访他答应了好几天后,才在广医二院接受的采访,而当时他正在“病”中,他是从他住院的病房出来接受我的采访的。
这个对话整理出来后,钟南山要求亲自审稿,我就通过电子邮件传给通讯员贺小伶,让她转给钟南山,而当时,钟南山是在病床上,用铅笔修改了我的对话稿子中的个别专业术语。 这篇大约6000字的对话稿子,最终没有发表出来,后来用在我的书中《在SARS的流行前线》。
也就是这篇对话稿子里涉及的问题,在以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都得到了应证。
也就是这篇对话,我成为国内以至于全世界第一个就SARS问题深入采访钟南山的记者。
今年,这篇经过钟南山亲自修改过的对话稿件的原件,被广东省档案馆收藏。
后来的日子众所周知,这个灾难是全国人民以至于全世界人民共同敌人,我们的恐惧被扩大了,被稀释了。
那些SARS病人有什么感受,他们接受治疗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必须进入病房才能体会。我知道已经有记者到隔离病房进行采访了。但是他们多是摄影记者,拿着相机远远的拍照,但我是文字记者,我必须要和病人进行近距离、面对面的交流。
我不是一个胆小鬼,但那个决定是需要勇气的。
决定了要去隔离病房对一个还有传染性的病人进行采访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和摄影记者严亮有一段比较真实的对话。
他说,我们还好,要是被传染了,我们有报社管啊,就是牺牲了,我们也是烈士啊,比那些不明不白就染上了,或者就死了的人要值得。
我也想,我们都还没有结婚,父母亲人都不在身边,就是回去隔离也很简单啊。
5月初,我接到花城杂志编辑林宋瑜的电话,他们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关于SARS的书,本来有些犹豫,但是,我有很充足的素材,她说应该很容易的。
答应写这本书后,我就白天上班采访,晚上赶写书。大约在5月20号左右就交了十多万字的书稿。现在想起来都不可思议。
不知道将来如何,现在我除了写新闻,还写一些小说,我的生活是精彩和自由的,我感谢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给了我这个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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