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离开你的方式不离开你
张蜀梅


有名人说过，时间，就是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不知不觉中，时间穿越你的身体，爬过你的容颜，你就老了，变成了一个靠回忆生活的“老人”。所有的人，所有的稍有点点思想，并可以思想的人，都不能幸免。
当然，我现在仍然没有衰老到只剩下思想的时候，但，我必须开始回忆，回忆十年前的现在。

我的突发新闻生涯

我1996年最后一天，我到南方都市报报到，成了南方都市报一员，然后去了南京，收拾了一些东西，于1997年2月正式上班。开始我负责报道文化娱乐新闻，因为当时的娱乐版面没有现在这么丰富，没有专门的娱乐记者，只有两个娱乐编辑，他们经常是先把娱乐版做好，到时候印出来就是了，基本就是贩卖香港的娱乐新闻。
后来记者越来越多，部门越来越细。我就专门负责医院新闻，还有突发社会新闻，突发社会新闻，真是需要“跑”，而且，我是一跑，就五年半，直到离开南方都市报的最后一天还在跑突发社会新闻。
南方都市报最早的记者同事们都知道，我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呼机，我把这个号码给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报料人员，只要它一响，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严冬腊月（好在广州不是太冷），无论是白天，你正在吃饭，还是晚上你正在酣睡，只要它一响，广州某个角落一定有事情发生。一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我们一定要在现场，别人有的，我们一定要有，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于是，我立即回电话----我们收入太低，几乎都没有钱买手机，当时流行的就是每一个同事腰间都别着一个呼机，那年头，连最时髦的人，只能用上有中文显示的；而我当时连这个也没有能用上。
我进南方都市报的时候，很幸运，老总给我批了一个字条，我就在南方日报大楼的19楼里有一张床，虽然简陋，但是，是公寓式管理，提供蚊帐、被子、凉席，定期还有人打扫卫生，还是比较幸福。最方便的是，我住的地方里办公室只有三层楼，有人描述：只要半夜三更，看见我披头散发地跑到办公室回电话，就知道广州一定有事情发生。
有同事曾经表扬我说，有些时候，我比消防车跑的还快，比120的车还快。
我得承认，我的确跑的快，原因有三个，一是报料人怜悯我（当时全广州所有的媒体只有我一个女记者跑突发，后来才多见），看我是一个女孩子，心生怜悯，总是第一个通知我，我现在还在心里感谢她的厚爱；第二，当时的司机轩慧（现在其他报社做摄影记者了）非常敬业，他就住在二楼印刷厂旁边，真的是随叫随到；第三，是摄影记者很敬业，那时跟我最多采访之一的记者李向新，他就住在报社一墙之隔的招待所里，一给他电话他就出发。
通知完他们，等我收拾一下，到楼下大院里，他们已经在等我了。
当然成全我们的突发新闻，最终使我们的突发新闻图文并茂，是我们的编辑，尤其是当时的一版编辑，他们敢于把版面留给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发挥空间。
一连几年，无论我在哪里打电话给编辑，无论是谁，都会给我说：“你有多少料，就给你多少版面！”
这在当时，是多么令我兴奋啊！
我觉得还有几个小小的细节，完全可以写进南方都市报的发展史中：
同城媒体同仁开始用手机时，我们用呼机；别人有摩托车的时候，我们用的是自行车。记得一天凌晨两点多，通讯员告诉我，东风路有一起车祸，它是一个马戏团的车翻了，狮子猴子跑到大街上了，虽然不是什么大的车祸，但有好多的动物在街上跑，好多的行人都停下来驻足观看，多有趣啊。
因为距离报社很近，又为了给报社省钱------不舍得打的士，李向新就用他的自行车拉我去采访，尽管我们是乘的自行车，我们还是很早到达现场。

敬业，是我们当时的集体精神

所有的人都知道，每到都市报的摄影记者，首先都要跟着我去每一个现场锻炼。李向新之后，是王景春，他和我跑了近一年时间，我们知道，跑突发新闻，有时候的稿费还没有路费多，因为报社效益不好，我和他，常常是一个人付去的路费，一个人付回来的路费。我去南京休假的时候，是他拿着我的呼机，害得他晚上失眠，记得有一次半夜去到一个桑拿房采访火灾，还被保安给打了一拳。
魏东也和我跑了一段时间。不过，他除了敬业之外，还有一些花边新闻。一次，报社接到一个报料说，一个黑诊所，常常把一个健康的人检查出患上性病，从而达到骗钱的目的。报社领导派他去暗访，他事先在一家大医院检查了一下，有一健康证明，然后他去暗访。要检查自己是否得了性病，是要脱裤子露出“下半身”的，医生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就下命令他脱裤子，他就忍气吞声脱了，那个自称专家的人看了看他的“下半身”，就断定他得了性病，然后对他说，只需要2000元就可以治好。轮到硬要他拿钱出来的时候，他才说他是记者，来暗访的，这才把专家吓的脸如土灰。
潘劲松也是一个值得记忆的人，他不仅有拼命三郎之称，还有一件事情让我难忘。一个工地，两个民工中毒死亡，我们去采访，其他报社的记者都被人欺负，只见潘三郎从铁栅栏上翻进去，凭着他一身壮肉，再加上他的大声吼叫，气势压倒一切，把那些人给镇住了。
男同志们有丰功伟绩，女同胞也有一些值得记忆的事情。当时的刘庆，经常可以拿到政府部门的独家新闻，还有一个叫钟哲平的猛女，不得不提令人想起，她小小年纪，经常手夹一支烟，吐一口雾气，有点酷，她跑公安系统的新闻，喝酒很厉害，据说，一次喝酒的时候，20、30人都喝倒了，就她一个人打着的士优雅地回家了。
还有，当时我们都市报的名气不大，影响不大，经常被人欺负，有些不良通讯员，就知道我们想拿新闻，就故意不给我们，漏了新闻的，经常在周会上受到不点名批评。大家都有自尊心，不想被批评。邱小红当时刚毕业不久，一个漂亮的、娇小的女孩子，一个老年的快退休的通讯员，居然恬不知耻地要求她周末去陪他倒公园散步，才给她新闻。吓的邱回办公室只有哭。
当然，我也遇到过一个善意勾引。有一个通讯员平常对我很不错，常常给我新闻，他们办公室的人对我也很好，就是没有发布会，去他们办公室坐一会，聊一聊，就有新发现，就可以写一条新闻。记得这个中年男子，在没有人的时候对我说，他按摩很好，什么时候累了，他愿意帮我按摩。我立即就回答他说，我们报社旁边有一家专门的保健按摩很好，又便宜，又健康。
后来被同事们嘲笑，不解风情。

我们办公室的都很牛比

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和卢嵘、谭智良、孙xue东、何继亮在同一个办公室。凭我的观察，这些未婚男青年都有些个性和特点。卢嵘狡猾或者是聪明，经常指使别人帮他做事情，最后响应的多是谭和何，谭常常给卢端茶倒水，我也会受点益；何继亮经常是处于被欺负的地位，有时候常被孙xue东按在沙发上“打”一顿，孙xue东为什么要打何，也主要是受了卢的气，因为卢尖酸刻薄有名，孙往往不是他的对手，所以，只好打何一顿。
现在，这些男青年们都成为不同报纸的中坚了。

领导语录

我在南方都市报五年多的时间，任天阳一直是我的上司。从部门副主任，主任，到报社的副主编，他一直管记者，由于他的严厉，大家在背后经常谈论他。
每天一早，他回到办公室，先把广州各大报看完，稍稍发现一个没有抓住的新闻，就会打电话去追查，以前是呼机，呼了后，记者在回电话时，起码可以准备一下，后来大家用上手机，就一抓一个正着。
就连卢嵘都说，他把任领导的电话设置为特殊的声音，一听见这个声音，他立即醒来，喝一口事先预备的水，然后装得早就起床似的，非常精神地说：“喂----你好----”
一次采访东莞塌楼事件，我们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大家把换洗的衣服都换完了，但领导还是不允许我们回来，直到邹高翔的鞋里散发出来的臭味几乎把人熏晕，大家才敢集体请愿，让他回去。
现在把记者们经常说起的“任天阳语录”记录一下：
还有一次是采访东莞“剁手指事件”，因为媒体竞争激烈，只有两条街的一个镇，常常看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驻守，虽然，我们常常都有独家新闻，把广州的一些报纸的记者逼得连我们上厕所都跟着我们，时间久了，我们在那里住得都烦躁不安，有些新婚的男同事早想回家一趟，都不允许，领导说：“守在那里，一直要等到凶手抓住了才能回来！”
这句话，我们经常在吃饭的时候都会拿出来说一说，那是我们的目标啊。
同事们把领导语录很精辟地总结了一下：
对摄影记者说：“赶紧去拍，最好把整个过程都拍下来。”
对文字记者说：“赶紧去现场，穿什么衣服，脸也不要洗了。”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没有这样的锻炼，每一个人都不会有今天的地位和能力。任领导虽然很严厉，但他也有“慈祥”的一面，记得采访洛阳大火的时候，我和储璨璨、王宏伟一起，在零下三度的地方采访，不用领导提醒，我们都相当敬业，一天的时间里，我们常常没有时间好好地吃一次饭，又冷又饿。一次，任领导在电话里破例没有追问稿子，而是关心我们的吃饭问题，他说：“吃点大白菜顿粉条，可以保暖。”
我们听了，感动了好久。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当时我们的平均年龄只有25岁，绝大多数没有结婚，我们的生活的口号是：“工作的时候，拼命地干；玩的时候，尽兴地玩。”
为了玩一次，我们也常常计划周密，记得一次要去深圳过圣诞节，卢嵘已经在深圳当站长了，他负责把一个酒吧包起来，我们在广州的大约20个同事，坐火车去到深圳和深圳的同事汇合，在那个酒吧玩到天亮。
再热闹的聚会都有散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