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暗号：环线和大院

                                 北 村

我说北京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城市是有依据的：八十年代中期我到北京出差，拜会一个老作家，我被迫在早上七点乘公共汽车出发，倒了四回车中午时分到了老作家的家。我们在午餐上边吃边聊，下午三点半他说，也许你应该往回走了。结果我在晚上七点回到了宾馆。在北京一天只能拜访一个人是稀松平常的事。

二十年过去，汽车的大规模发展并没有改变状况，因为道路突然变得拥挤不堪。一种称为环线的城市道路糸统一度让人觉得北京变宽了，因为从某个有形或无形的点开始，环线一圈一圈往外扩散，像涟漪一样。从一个城区到另一个城区突然变得迅捷，这种交通行为一般是用汽车完成的。所以你会发现，终日在环线上奔跑的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北京人，而是在北京生活的融入现代生活和工作的人，其中大部份是外地人。真正的北京市民也许正徜徉在宣武或崇文区的某个早点摊前，吃着大饼油条，他们的实际生活范围其实没有真正改变，他们在不超过方圆几公里的地方能满足一切生活所需。但你如果要真正进入新北京的生活中心，你就必将与环线发生关糸。因为只有它能把你带到现代化的中心，私家车是其中重要的景观，我们很少看到破旧的公共汽车在环线上奔驰，前者负责编织城市的经线，后者编织纬线。但显然，私家车的速度远远高于公车，这似乎暗示了环线作为城市功能不妙的未来：这是一种并不均衡的休糸。

我怀疑北京热衷于一环一环不断扩张的理想主义情结，跟昔日大院林立的北京旧地标有关。大院作为北京特殊的记号，记忆了一代人心中关于首都的所有政治想象。那是一个中心，以紫禁城为中心的暗示，使得一切的价值标准都必须以和这个中心的距离来决定。直到今天，这个中心暗示还在起作用，否则就不会产生以环线为唯一城市交通主要构架的设想。作为基本住宅单位的大院，在那个时代就是社区，但它与政治为中心，军队大院是其中的典型。实际上所有社区都是单位宿舍------它只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集体的宿舍，而不是真正意义的人的住宅。大院自己有一个中心，因为所有的大院居住者都服从于这个中心，并对这个中心负责。这些一个一个的大院又向城市的最大的中心负责，所以也可以说，北京城就是一个范围巨大的大院。中心和围墙是它最重要的两个特征。

我相信环线思维就是在这种暗示下产生的。实际上在城市建立环线道路糸统在国际上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在北京这种试验遇到了难题：与环线相交的道路缺失使环线上的滚滚车流无法分流，这种堵车恐慌刚刚开始惊吓人们的时候，更大规模的拥堵终于到来，非典过后私家车的激增使城市突然变得水泄不通，在摇摇欲坠的城市道路网的边缘，原本作为高速公路使用的五环路不得不改变定位，取消收费，重新作为城市道路的一部份，但由于定位失误造成的五环路出口稀少，使得奔跑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不得不多走冤枉路。为什么环线道路设计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为什么只有环线，而缺失分流环线压力的横断道路？因为中心暗示起了作用，中心是需要环线来围绕和体现的，而中心也向环线暗示，它是永远的中心。这种思维完全是下意识的，中心暗示是不理会城市真正的功能需要的。

然而，中心暗示的意识仍然在别处发生作用：以望京和天通苑为标本的巨无霸式的住宅模式，也是中心暗示的典型。是另一种大院。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建设如此庞大的住宅区？它既不是城市中心，也不是卫星城，它是一个莫衷一是的东西。只有一个原因：对大量回迁居民的安置。这个理由竟然强大到干预城市建设规律的地步，这是中心暗示的另一种表现：大是对中心的想象，因为中心只有一个，所以它要够大，就象中国皇帝需要郑和下西洋普降喜雨，以大量的浪费达到对天朝大国的想象一样。天通苑一个项目人口竟达二十万人。事实上，今天天通苑已成了一座“卧城”，从天通苑开车到五环路有时长达一个小时。它像一只瘫痪了的巨兽一样静静在躺卧在那里。

如何解决北京的拥堵问题，我是外行，不能班门弄斧。我只是站在一个作家的立场来观察这个城市，因为所有存在都是人意识的产物。但我知道，忘记那个中心，才能以人为本。打破大院的围墙，也许是个办法。将来如果有很多道路是穿过大院的，旁边修筑了隔音带，我想，拥堵问题会解决大半。更重要的意义是：围墙被推倒了，大院敞开了，中心被逐渐淡忘，人的重要性才能被真正确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