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与我们的传统理学有关。中国哲学是建构在基本“同”之上的哲学，且这个“同”从形态上生发，属于有了形而上的理论体系。这是中国先哲们杰出智慧的反映。中庸理论和仁义理论的核心都是以“同”为基础的，可他忽略了人类的个性，忽略了不同层面、不同区域的利益圈，将“同”扩大化了，绝对化了。但有了“同”之理的指导，就有追求文字“同”的意向，秦始皇统一文字也就水到渠成，不会产生任何障碍。

    其次，与封建集权有关。最基本的“集权”是合理的，能实现最基本的“同”，统一就得以“同”为条件，如军队，如法制，如货币。但古代中国将这种“同”用得过分了，统一过头了，将“同”变成了自己和家族利益的权力，皇帝老子的观点不论如何荒谬，臣子臣民们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实际上，这种“同”已经偏离了“同”的本质。本来它强调的是基本的同一性，帝王世袭制就是以家族利益为核心的，他的政令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代表普遍的（国家）利益，而是代表家族的利益或自身利益或朝廷利益。个人意志或局部意志，与全民意志或全国意志本质上是不同的，将个人意志强加给全民，将个性替代了共性，自然是荒谬的。但话又说回来，封建集权确实又有利于文化的延续，尤其是我们的伦理文化的延续。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伦理强调的是君君臣臣，它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故所有朝代都重视这种伦理的宣传。即便是元朝，由游牧民族统治，到后来也不得不重视这些汉文化，因为对他们具有正面意义。

    其三，与倚杖农耕封闭的生存方式有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农耕文化的特点。由于注重了永久式的居住，安居而乐业也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选择。要在某地生存下来，就必须与乡邻和睦相处，还必须有仁义之心，中庸之为。即便一些人要替自己着想，也得打着仁义的旗号。对朝廷的这种文化宣传，民众自然觉得有其正理，以致于代代相传而不竭。与外界的交往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核心还是生存与发展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远离世界，远离地中海，文化的渗透几乎不存在。

    我为何要从这三个方面总结？这三个方面分别是从文化原因、体制原因和生存（经济的落实形式）原因，而这三个原因囊括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

    余秋雨先生将文明没有中断也是归纳为三个方面：其一，不喜欢远征。其二，不喜欢极端。其三，不喜欢失控（一说“不喜欢无序”）。这也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毕竟属于芝麻蒜皮的事，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就可以了，讨论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