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听说《后出师表》是伪作之后，我一直没有兴趣认真读它。假的就是假的，读之何益？以前曾买过两本岳飞抄写的《前后出师表》，书法真是不错，但有人说岳飞这笔迹也是假的，连《满江红》也可能是假的呢！
　　我便忽然发现“假”的魅力，即便真是假的，也实在是有它的道理，不是平白造假骗钱的，而是替古人弥补一种缺憾，是替古人说话。就《后出师表》而言，人说它假，主要是因为陈寿《三国志》没有采用，《诸葛亮集》也没有收录，另外文中个别词句意思与历史事实不符。《后出师表》据云出自《张俨默记》，“默记”云者，是凭记忆默写出来的，就像郭靖黄蓉抄写的《九阴真经》，既可能有故意的删改，也可能有无意的疏漏，以讹传讹是难免的。所以《后出师表》的真假，我看难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把《后出师表》当真的用。
　　这几天细读《后出师表》，发现它与《前出师表》就是不一样。《前表》主要是对后主叮咛嘱咐并表达自己的决心忠心，《后表》则主要是和别人论战，说明自己伐魏的道理和偏山虎山行的悲壮心态。
　　他的论敌，主要是持“不伐”观点的人，姓名虽然没有明指，但可以肯定是蜀中有势力有权威的士大夫们。在《三国演义》中，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谯周，而事实上确实是他。蜀汉晚期，谯周与陈祗讨论蜀魏形势，写了一篇《仇国论》，比蜀为“因余”，比魏为“肇建”，探讨以弱胜强之术。谯周的认识是“处大无患者恆多慢，处小有忧者恆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主张治理内政、富国强兵，以待敌国之乱，乘敌国之弊，像成汤、周文周武一样取得胜利。同时指出当今形势与楚汉相争时不同，天下人心已定，不可能像汉高祖那样建立功业了。
　　《仇国论》的写作，是在蜀国晚期，而《后出师表》在名义上是建兴六年写的，比《仇国论》要早。但奇妙的是，《后出师表》中的论述，竟和《仇国论》针锋相对。
　　《后出师表》分好多条来说明及时征战的道理。一、说像汉高祖那么能干，谋臣勇将那么多，尚且打一阵败一阵，最后才赢得天下，今人不如古人，怎么能用“长策”来取天下？二、指出刘繇、王朗当年采取所谓的长策，不能速战速决，致使孙策坐大，意思是如果现在采取“长策”，也会使曹魏坐大；三与四、说像当今的曹操，那么能干，那么会用人，尚且打了许多败仗，用错许多人，自己才能不如曹操，怎么能每战必胜呢？五、蜀国的名将猛卒，有许多都是当年先帝纠合起来的，不是蜀地所产，目前已经死了许多名将，越往后拖，这些战斗力量凋零得越厉害，仗就越发不能打了；六、从经济上说，既然伐魏的战略已经定了，那么打和不打花费都是一样多，不如及时用兵。最后诸葛亮说，成败很难预料，只能尽自己的努力。
　　这六条道理中，二、五、六说得非常有理，符合实际情况，蜀国越往后拖，就越没有战斗力了。三与四只是给自己一出祁山之败辩解，胜败固是兵家常事，但也没有多少说服力。一纯粹是用汉高祖的大帽子压人，同样的事实可以不同地理解，结论变一下也看不出什么。
　　谯周的主张，看上去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是苟安之策和投降之策。诸葛亮担心曹魏坐大，谯周却认为大国会因“多慢”而“生乱”，事实上诸葛亮对了，曹魏内部乱了多次，不害大局，越来越强，最后强成“司马魏”了。谯周的“长策”，结果只有两个，一是坐以待毙，二是举国称藩，像成汤、周文周武那样胜利是不可能的。诸葛亮的结果也是有两个，一是兵败足以自守，二是北伐成功。诸葛亮得到的是前者。
　　《后出师表》和《仇国论》的争论，实际上是外地人和四川人的争论，立场不同，想法自然也不同。
　　谯周是四川本地人，当然首先考虑四川人的利益。不伐魏可以少死许多四川同胞，大家可以过许多年安宁日子，以后的事以后再说。诸葛亮这批外地人却不能这么想，北伐中原，既有兴复汉室的大理想，也有回归故乡、叶落归根的小愿望。
　　在汉魏时期，中原经济文化都十分发达，属于上邦，而东吴西蜀乃至荆州等地都还多少带点“蛮夷”色彩。王粲《七哀诗》云“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荆蛮非我乡，何为久滞淫。”旅居荆州都有这种悲思，那么在益州就可想而知。诸葛亮一出祁山，魏明帝发布檄文，动员全国，其中指责诸葛亮的罪状时就说“诸葛亮弃父母之国”，可以说他打的正是诸葛亮的要害，但诸葛亮不就是想打回父母之国吗！
　　汉朝时四川出了好几个大文人，都是生长在四川，成名在中原，如司马相如、扬雄等。谯周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原也充满向往之情。邓艾入蜀后，刘禅的本意是逃，在逃南中和逃东吴之间犹豫，谯周却迫不急待地劝刘禅降魏。当刘禅坚持想逃时，谯周又进一步劝说，如果魏对刘禅失礼，他愿拼着老命去找司马昭争执。究其意，不过是想在有生之年，一见洛阳宫阙耳！那时的洛阳宫阙，仿佛今天老少边穷地区人民之看天安门，也仿佛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之看纽约。
　　《后出师表》如果真是伪造的，那一定是姜维这帮外地人干的。诸葛亮不为蜀国置史官，档案资料无从保存，伪造一份表章太容易了。
　　（明心斋 2000年10月14日）


　　附：


　　诸葛亮《后出师表》


　　“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故讬臣以讨贼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讬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顾王业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也，而议者谓为非计。今贼適疲於西，又务於东，兵法乘劳，此进趋之时也。谨陈其事如左：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计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计殊绝於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於南阳，险於乌巢，危於祁连，偪於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况臣驽下，何能必胜？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则住与行劳费正等，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难平者，事也。昔先帝败军於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以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於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於是有散关之役。此表，亮集所无，出张俨默记。


　　谯周《仇国论》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其辞曰：“因馀之国小，而肇建之国大，并争於世而为仇敌。因馀之国有高贤卿者，问於伏愚子曰：‘今国事未定，上下劳心，往古之事，能以弱胜强者，其术何如？’伏愚子曰：‘吾闻之，处大无患者恆多慢，处小有忧者恆思善；多慢则生乱，思善则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养民，以少取多，勾践恤众，以弱毙强，此其术也。’贤卿曰：‘曩者项强汉弱，相与战争，无日宁息，然项羽与汉约分鸿沟为界，各欲归息民；张良以为民志既定，则难动也，寻帅追羽，终毙项氏，岂必由文王之事乎？肇建之国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陷其边陲，觊增其疾而毙之也。’伏愚子曰：‘当殷、周之际，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习所专；深根者难拔，据固者难迁。当此之时，虽汉祖安能杖剑鞭马而取天下乎？当秦罢侯置守之后，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岁改主，或月易公，鸟惊兽骇，莫知所从，於是豪强并争，虎裂狼分，疾博者获多，迟后者见吞。今我与肇建皆传国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谚曰：“射幸数跌，不如审发。”是故智者不为小利移目，不为意似改步，时可而后动，数合而后举，故汤、武之师不再战而克，诚重民劳而度时审也。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若乃奇变纵横，出入无间，冲波截辙，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济盟津者，我愚子也，实所不及。’”

　　关于《后出师表》再说两句


　　一、陶元珍之文，论述颇细，但所有地方都没有使用肯定的语气，大致以猜测为主。最后他还谦逊地说“余於己说，初不欲持为定见”，想把下结论的事，留给傅斯年孟真。把这个称为“公论”，有点草率了。
　　二、综观陶元珍列叙各疑点，有道理，也没道理，正反皆可说。
　　三、确定《后出师表》是否为诸葛亮所作，有几件事是必须先做好的。1、找出这篇《出师表》的真正作者，得有可信证据。2、找出诸葛亮《后出师表》的真品，以真来证假。这就和法官判案子一样。不过两件事只要做出一件，就能证明真伪了。

　　下面我谈谈陶元珍文中所说的疑点：

　　⑴前出师表（从俗称）已有“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二语，今此表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武侯何自好表白如此？此可疑点一。
　　答：南征是蜀汉大事，又是一次成功的战例。对君臣百姓皆有激励作用，不能仅仅理解为诸葛亮的表白夸口。

　　(2)前出师表但深入不毛而已，此表更“并日而食”,亦属可疑。
　　答：实不知有何可疑？只能说详略稍有差异。我们读今人文字，在不同文章中叙述同一件事时，常有这种情况，用语有同有异，正是常理。而且孔明务实，不是好为文采之人，不可能像曹植那样炼字。

　　⑶前出师表：“将军向宠，性情淑均，晓畅军事，试用於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此表：“曹操智计，殊绝於人，其用兵也，彷佛孙吴。……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疑此为后人故袭前表语气以饰其伪。
　　答：前写向宠，后写曹操，并无相似之处，只不过说的都是军事，而且都引用先帝之言。诸葛亮好引先帝之言，也不是什么怪事。元珍先生此疑，实无道理。

　　⑷此表横插入“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以下一段韵语，颇觉不伦。此可疑点之四。
　　答：如果要证伪的话，韵语自然觉着不伦。但平常读来，这几句也顺得很。孔明其它文章中此类韵语不多，并不能证明孔明就从不作韵语。

　　⑸前出师表谓后主“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今此表以刘繇王朗为喻，案刘繇名为刺史，所据不过一二郡，王朗则一太守耳，以繇为喻，真所谓引喻失义矣。此可疑之点五。
　　答：此点说引喻失义，意思是拿后主和刘繇王朗比，不恰当，后主毕竟是君主嘛。但是，就地盘而言，正有可比性。而且，当时蜀政在诸葛亮之手，这几句话也可以理解为拿诸葛亮自己和刘繇王朗比，这就没什么引喻失义的问题了。

　　⑹前出师表：“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故街亭败后，亮即上书自贬，今此表博引曹操之事以自解，颇近护前。
　　答：这叫什么护前？街亭兵败回来自贬三级，是主动承担责任。但蜀军大败之后才半年，又要出兵，国内不同意见肯定多，这时自然要说点“胜败乃兵家常事”的话，离诸葛亮最近的大军事家就是曹操，用兵如孙吴，也打过不少败仗，正是一条很好的论据。这一点也不可疑。

　　⑺此表：“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案上述诸人，除赵云外，皆不见於陈志。阳群等若非重要将领，何必胪举其名，若为重要将领，何以陈志毫无记载，他书亦未述及？此可疑之点七。
　　答：陈寿的《三国志》，尤其是《蜀书》，失落的人和事多了，不仅仅是这几位，陈寿自己就多次写道“失其行事”。有一批将领不见于记载，是正常的事。

　　⑻孙策未定江东时，不过袁术之一将，未有寸土，势非甚强，当其渡江，众不过五六千，及既逐刘繇，势乃转盛。今此表：“刘繇王朗，各据州郡，……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使孙策坐大”颇非事实，此可疑之点八。
　　答：这段确实不够准确。但古代信息不便，诸葛亮又非专门的史家，材料把握不准也是可能的。蜀汉许靖刘巴等人死后，魏国士大夫尚通信问候，可见当时的信息不灵。另，如果像陶元珍所猜测的，《后出师表》是诸葛恪伪造，他久在吴国，这样的事怎么会搞错？

　　⑼假定李服确为王服，王服之地位殊难与夏侯渊比，又四越巢湖指讨孙权，昌霸之地位更难与孙权比。疑伪撰此表者习为排比，故摭拾不重要之事以入文耳。
　　答：人不能相比，事却有相似性，放在一起也无不可。

　　⑽此表：“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又始曰“偏安”，继曰“偏全”始曰“逆见”，继曰“逆睹”，殊觉遣词之窘，不类武侯手笔。此可疑之点十。
　　答：陈寿曾说：“或怪亮文采不艳”，诸葛亮毕竟不是建安七子中人。而且，汉代的文章，讲究较少，不像明清以后的人，八股文作多了，律诗绝句作多了，讲究得那么厉害。第9点也是这个问题。近代人受明清文化熏陶，在形式上要比古人讲究得多，但拿这个尺寸来衡量古人，就不对了。

　　再谈谈诸葛恪。

　　陶元珍以为《后出师表》是诸葛恪（或者他的手下文人）伪作，有一定的道理。诸葛恪是诸葛亮的侄子，他忽然拿出一篇诸葛亮的文章，别人也容易相信。从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况来看，伪造这么一份文件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也不能忽略诸葛恪的个性。这个人天赋比诸葛亮还高，少年时就聪明过人，文采也很好。而且心性骄傲，目中无人，曾经和蜀国来使费文伟在宴席上斗智写文章。
　　如果《后出师表》是他伪作，那么我想会写得更漂亮更好，文中的不准确处或者说失误更少，这样才像真的。但是像诸葛恪这么一个狂人，怎么会费劲替叔叔作文章？自己就辩才无碍，何必借重老叔？
　　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后出师表》真是诸葛恪伪造的。

　　最后谈谈《后出师表》

　　诸葛亮此人丁宁周至，不惮于辛劳，还干过自校簿书的事。所以，在他执政的那些年里，凡有军政大事，汉中和成都之间的表章诏书往来应该是很多的。我们可肯定地说，散关之役前，孔明肯定向后主上过表。所以，在事实上存在这么一份《后出师表》，究竟是不是现存的这份，不敢确定。其后的每次出征，都应该有相应的表章，和后主批准的诏书。这种工作程序，在诸葛亮主持下的蜀汉，绝对不会缺少的。但史书并未一一记载，说明有的表章只是程序，只是走个过程，没有重要内容。
　　与《前出师表》相比，《后出师表》写得不够精彩，读来让人沉闷，也让人有悲壮感，和《前表》不是一个味道。这当然会让人怀疑它的出处。但是，写前表时，孔明刚有胜利的南征，并且在汉中做了充分的准备，心态是非常好的。而散关之役前，孔明刚刚经历了街亭之败，蜀军伤亡很大，自己贬官三级，朝野当然会有议论，孔明的心态自然是压抑的，写出像现存《后出师表》这样的文字，正在情理之中。

　　结语

　　《后出师表》陈寿不采，而习凿齿、裴松之、司马光等人都采用了它。说明它有可信的一面，也有让人起疑的地方。事情过去这么一千多年快两千年了，目下也不会有什么新材料出来证明，所以还是存疑的好，不要下结论，也不要说什么公论。
　　以前买过岳飞书写的《前后出师表》字帖，感动不已，觉得真是忠烈满纸。但后来又听说岳飞的书法也靠不住，靠不住就靠不住吧，有人肯替岳飞写，不但说明了岳飞的价值，也说明了前后出师表的价值。

　　关于辩伪

　　辩伪的东西，我觉得读清朝人的文字，比近现代的要好。清人皓首穷经，考据的工夫极深，而且也不会有什么偏见，说对说错，俱可一读。
　　而近现代的的学人，虽不乏大师级的，但冷静的工夫不如清人。而且，西方列强把庚子赔款吐出来在中国办学，招收留学生，就是要培养一批挖断中国文化根的人才，这个时期的辩伪，常常是过犹不及。辩伪大师顾颉刚甚至辩出了大禹是一条虫虫的结论，陶元珍傅孟真等人对《后出师表》的挑剔，就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所谓的公论，也是一时吵吵的结果。
　　（明心斋2001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