啸风

自杀是什么？纪伯伦说，“当你解答了生命的一切奥秘，你就渴望死亡，因为它不过是生命的另一个奥秘。生和死是勇敢的两种最高贵的表现。”自杀无非是自己在还没有走向生物意义上的生命终点时自取了灭亡。亚里士多德，这位希腊著名哲学家公元前322年在厄里帕海峡跳海自杀，终年62岁。据说他自杀时说道：“愿厄里帕的水吞没我吧，因为我无法理解它。”这样的说法显然牵强，如果连亚里士多德都无法理解，当时的几乎所有人都有理由去死，如果他们也有自杀愿望的话。著名的法国哲学家加缪在他的随笔《西西弗的神话》中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其实加缪本人并不赞成自杀的，他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只能证明加缪对自杀的关注程度，并不能证明别的什么。弗洛伊德则指出，“死的本能的本性是缄默的”，死本能既表现出毁灭对手的愿望——这种毁灭也许仅限于愤恨，怨恶，也表现为自杀，自虚，自我惩罚和自我谴责等以自身为对象的破坏欲。用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生五大需要学说研究自杀，看上去比简便，其实远不够精确和深刻。为什么许多刚解决了温饱的人面对亲人故去，洪水冲走毕生的财富依然快乐的活着，那些锦衣玉食香车宝马之辈损失了万把两银子却痛不欲声渴望一死？德国的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也都不赞成自杀，所以他们也只就欧洲文化考察自杀的态度，而迪尔凯姆则认为，人类群体的自杀率主要取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对个人的管制力，这样的理论在西方自由社会里产生，好像倒是对东方的自杀世界的分析更有用。

东方中国的哲人却是另外的看法，中国传统中的儒家将入世的重点放在现世的生命上，强调生的价值与意义，孔子曾说，“不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儒家同样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虽然儒家也提倡“死有重于泰山”，《孟子·尽心上》指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告子上》，但是他们更提出“舍生而取义”的价值观，以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从中国的整个哲学上来说，是倾向“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当然也有例外，儒家一派的伦理对于殉国的忠臣和殉夫的节妇是异乎寻常的给予表扬的，殉国的忠臣，从屈原到史可法，一例的成为了中华民族学习的典范；所谓殉夫的节妇，也就是因为曾经的丈夫的死亡或者因为接触了不良物体就把身体机能毁坏的做法，居然得到了古代思想腐臭的道学家的颂扬，当然到了现在这样的理论已经彻底的被批判了。

自杀为什么？自杀无非是对不可企及的幸福产生的绝望。一个人如果很幸福或者感觉很幸福他是不会自杀的，幸福的要死当然是一句让人满意的屁话。假使一个人心中有无法忍受的苦痛，永无解脱的悲愁，或者做了内心无法接受的错事，他或者她在求助了以后还是无法原谅自己决定解脱自己，走向永远的安宁，我们对于这样的自杀者应该原谅，不必批评。但从社会方面看起来，自杀毕竟是损失一个生命，而且因为这个自杀者的死亡而使他的亲人和朋友长时间处于贫苦或者心灵痛楚的境地。也许自杀是自我对制度对人性深处的约束反抗无望的结果，当短期约束成为长期约束，软约束成为硬性约束，潜约束成为显约束，凡人在这样的内外部约束面前没有了坚韧的毅力，没有了冲破束缚的勇气，没有了持续抗争的精神，最后只有任人宰割，而如果不愿意承受这样的被宰割的痛苦，自杀就是唯一的出路。

作家的自杀也是人世间独特的风景，写出过《热爱生命》的杰克·伦敦给1916年在精神极度空虚的悲观失望中自杀；正如他自己写的：“爬上山峰之后，发现一切都是虚空。”其实人生本来就虚空，何必要爬到最高点以后才产生这样的感慨。Ｅ·贝克尔《反抗死亡》总他写道：人的处境的讽剌在于：最深刻的需要是要摆脱死亡和毁灭的焦虑，但是，是生活自然唤醒了这种需要，因而我们必须从充分的生的状态退缩回来。不知道贝克尔本人有没有退缩回来。中国极少有为“灵魂问题”而自杀者，自杀的理由多是和当时判定的“大是大非”有关，中国作家自杀的人数也不多。屈原算是第一个，其实屈原的死是无独立精神信仰的体现，他更象是楚怀王的一个妾，主子不要他了独善其身就是，何必投水？不过西方哲学文艺思潮进入中国以后，文人的心理开始有所变化。那个时代不知名的王以仁因为失恋自杀让人同情；朱湘自杀也许是因为经济学没有学好；王国维自杀呢？王国维自杀则有西方的尼采、叔本华哲学影响，同时也有维护人的尊严的思想及“壮美”的美学观的原因。在中国那段非常的岁月里，著名文学家邓拓成为第一个以死抗争的殉道者，老舍、闻捷、傅雷等紧随其后。名诗人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尽，成就自己诗人的大名，顾城在移居新西兰后，砍死其妻并自尽则让人们把他看成暴徒。

最后不能不提的就是基督教和佛教对自杀的态度，西方历史上好像除了犹太教徒外，没有人认为自杀是犯罪。使人惊异的是：无论是在《旧约》里，还是在《新约》中，都找不到任何有关自杀的禁条来，同样找不到是关于告密的禁条，这一点和东方却有不同。圣经记载的四千多年历史中，只有五个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这五位都是恶人，就如犹大，他为了三十两银子出卖了救主。长久以来，基督教一直是自杀的对抗者，不论是在古代或是现今的世代中。今天一些新异教的观点再一次鄙视人类生命的价值。神说：“恨恶我的都喜爱死亡。”(箴言8章 36 节)。佛教徒则主张因果定律，若不证悟诸法实相，若不以修持的工夫解脱生死，自杀是没有用的，业报未尽，即使自杀，也将再接受另一期的生死，佛教徒反对自杀，佛教鼓励人生的建设，利用这一生的存在而做修善的努力，以改造现实的乃至未来的命运。

月走星移，烟消云散，凡人的自死和名人的死亡我们司空见惯，明星的自杀也有不同的风景，凡人的抑郁、感情危机、不堪病痛、自责与悔恨、害怕惩罚、人生的永久苦闷产生的无生趣等都可能是自杀的原因，当对继续活下去的恐惧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时就会产生自杀的意念。名人自杀方式一样是溺水、煤气、割腕、跳楼、服毒、安眠药等，但是人们却愿意从文化意义上重新演绎不属于他们的人生悲剧。西方的戴安娜王妃和玛丽莲·梦露依然是属于全世界，她们依然笑靥如花，东方的翁美玲在世人心目中依然是娇小可人、诡计多端的黄蓉，张国荣依然早国人心目中是风流倜傥、一表人才的小帅哥。红颜薄命是世人的痛苦，对自杀者而言呢？陈圆圆不死，又岂有吴梅村“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古吟咏？虞姬如果不自刎，一样可以成为刘邦的侍妾，只要不和吕后挣地位，一样可以美酒美食终老深宫，西施不为范蠡献身，终究要在阡陌中度过一生，历史成就和毁灭了无数的英雄，那些英雄背后的红颜安在？如果不想成为乡间田野终老天年的老妇，狠心一刀，成了薄命的香魂，历史上留下一段逍遥的传说，难道不是人生的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