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客”的人生目标是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的路径是通过“依附”某个主子，手段是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至圣先师”孔夫子亦不免时时露出“门客”的本相。他们都是游荡于社会边缘的人，总在寻找自己的归属，只不过“门客”寻求的是体制内显赫的门庭(从帝王的庙堂到西门庆的大宅)，而游民则可能上梁山“替天行道”或入伙丐帮、青红帮。　　　

　　　　在先秦群雄争霸时代，有些门客不仅要求主子给予较高的物质待遇，甚至追求与主子建立精神上的“知己”关系。得到“国士无双”的尊重，这才肯为之效忠卖命。豫让曾在范氏、中行氏门下为客，不为他们的灭亡报仇，却以漆身吞炭等方法易容而为智伯谋杀赵襄子，并道出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千古名言。曹沫、荆轲也是这样的门客。他们的主子都有一副礼贤下士重视人材的面孑L。燕王为招贤而筑黄金台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引得千载之后的陈子昂怆然而涕下；你看刘邦这个无赖出身的主子，与项羽争天下时筑坛拜将，对韩信这样的客将是多么“恭敬”! 
　　但中央集权制建立，四海归一之后，门客们别无选择，就只能争相讨好一个主子了。没有了选择自由的门客，便失落了相对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李著名之为“雄豪精神”)，再也矜持不起来。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而后世的游士门客服膺的人生信条却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将“力比多”投向对皇权的绝对认同与服从，由争宠而引发的只是“门客”之间日益激烈的倾轧。自知不配或不能够“货与帝王家”的，就成了贾府中的清客篾片詹光(沾光)、卜世仁(不是人)之流。 
　　先秦门客的流品芜杂，既有破落的贵族子弟，也有不甘于贫贱的底层游民。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中追求自身价值的实观。他们渴望建功立业，像孔夫子一样“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愿以极端行为惊世骇俗而名垂青史。他们有些人毫无原则，如苏秦、张仪、商鞅，哪一套能获得入主的青睐便使出那一套(这自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原则”)；如豫让之为“小人”智伯(司马迁语)复仇，谁重视我，我就为他卖命。有些人毫无人性，如为求将位而杀死齐籍妻子以取信鲁国的吴起，如为伪装得罪出走而杀死老婆孩子的要离，出于妒忌害死同学韩非子的李斯。有些人则比变色龙还要狡诈，如为刘邦制定朝仪，使他“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叔孙通；如为诈骗钱财引诱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引来“焚书坑儒”之祸的方士徐市、卢生。门客之中也有高蹈者，“如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以死报“知己”别无所求的侯赢，洞明世道人心不恋权位的张良。但这样的高士与智者在门客中是凤毛麟角，对于门客文化则是异数。 

　　门客文化中的主客关系说到底是主奴关系，这是由他们的豢养与被豢养地位决定的。这种依附性决定了门客的工具性。所谓“知己”关系不过是一种假相。李贽与公安袁氏兄弟的对话时一语破的：主子解衣推食，不过是诱你为他做奴才而已。枭雄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惺惺作态，不就要他感知遇之恩，为刘氏父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吗?屈原早就意识到了主客关系的真谛，在辞赋中将自己比作“美人”。在那个男权时代，女人再美、地位再高，也不过如主人的衣服而已，不想穿了就可以扔到垃圾堆去，哪来什么精神平等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