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党锢”事件为先导，至东汉末，在曹操的倡导下，中国文人终于敢走出书斋，勇于面对现实，处理政治。再加上蜀汉的诸葛亮，东吴君臣，无不表现出了中国文人在政治上少有的活力。也恰在此期间，中国文人也经受了一场极为激烈动荡的矛盾的心理考验。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北方文人，面对要么庸碌无为一生，使自幼所学化于尘土，埋没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要么起而出山，辅佐曹家父子篡汉的现实。自身所学只为忠君报国，但要实现所学又只能是协助“奸臣”篡位。中国文人的悲哀也就在这手中只有笔秆子，没有枪杆子的尴尬境地中越加涂上了一层凄凉、酸楚的色彩。 

    同样，在面临政治高压，文化专制的环境下，文人的选择要么苟且偷生；要么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舍生取义。嵇康死了，也许只是因为他和曹魏皇室是儿女亲家才如此忠君的。但在司马昭的统治下，所谓的耿介之臣也只能通过崇尚玄谈来明哲保身，求得自身一点小小的心理安慰。中国文人的软弱性也可由此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