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大姐了，十分清晰的，她还是十年前的样子，甚至更年轻。
    她斜依在炕上，说胸口不舒服，吃的东西都吐了。我说要给她熬些稀饭，她看上去很有兴趣。然而，我最终还是没有兑现这样简单的承诺。
    楼上不知道住的什么人，似乎全天候都有声音，各种各样的，脚步声、珠子落地的声音、还有电脑椅滑动的声音，这样的凌晨时分，听起来格外触目惊心。
    从梦里醒来，思绪有些纷乱。那年我两岁，亦或三岁，最多四岁。不可能再大了，因为我无法相信五岁以后的自己还会那么残忍、那么该死、那么……应该是农忙季节，大姐和父亲在地里干活，母亲在家守护生病的我。我说想喝稀饭，母亲便满满地熬了一锅。大姐从地里回来取东西的时候，稀饭刚熟。她说嗓子冒烟，要喝碗稀饭再去。锅揭开了，又赶忙盖上了，因为我在一边哭闹：“那是我的，不许喝！”记忆里她什么都没说，盖上锅盖，从瓮里舀碗凉水一饮而进，就又去干活了。
    那年我四岁，或者五岁，农历的八九月份，院子里的核桃树挂满了核桃，很多的绿皮已经发黑裂开，像张嘴，轻含着含着成熟的核桃在风里摇摇欲坠。午后，突然狂风大作，紧接着就有豆大的雨点洒落下来。核桃经不住那么大的摇曳，噼里啪啦落得一地。全家人都停下手里的活出去拣核桃和晾出去没来得及收的衣服。一只小鸟，羽翼未丰，在我们脚下惊恐万状，步履蹒跚。我抓不住，急得在一边跳脚。大姐回身，摘下头上的草帽，只一下，便盖住了小鸟。抬起一条缝，捉出小鸟递给我，又急忙转身干活去了。
    只是在很久很久的以后，儿时的模糊记忆里才有为数不多的段落日渐清晰。有些安慰人，有些折磨人。
    那年我二十岁，大姐三十二。大姐走的时候，我不在身边。那年的大年三十，漫天雪花纷纷扬扬，大姐家里阖寂无人，我手捧春联，泣不成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