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

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魏洪磊

南都周刊：为何目前中国会出现普遍性的焦虑？
吴忠民：首先，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的未来前景一时很难把握，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也就难免出现焦虑的心理状态。
其次是经济利益和社会位置的重新洗牌，社会的规则体系也处在一个重建的过程。旧的规则已经不管用，而新的却尚未建立。

南都周刊：这种普遍的焦虑会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吴忠民：一个社会弥漫着焦虑气息，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第一，增大社会成员对社会的非认同感，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社会的合作程度。

第二，助长人们的短期行为。社会焦虑使得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的从容心态，缺乏从长计议的理性安排。他会轻视一个社会所应当具有的规则意识和规则体系，进而在行为取向方面更容易选择成本小、见效快的短期行为。

第三，容易引发某些有害的聚合行为。当社会焦虑增强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很容易接受某种暗示，产生某些非理性的冲动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很容易演化成一种聚合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

第四，加大了人对现有成就的不满足感，并且夸大了自己面对不利的挫折感。处在焦虑中的人，一旦遇到对自己不利的问题，容易把不满堆积，放大困难和挫折感，并迁怒于身边的事物。

南都周刊：社会焦虑的影响全部是负面的吗？
吴忠民：当然不是。人无压力轻飘飘，为了应对焦虑状态，改善自身的处境，人们可能被逼开发个人的潜能，激发个人的能量。这也有助于个人主体意识的寻找。当然，正面影响是次要的，远远比不上负面的影响。

南都周刊：政府需要做些什么来缓解社会焦虑？
吴忠民：对于政府，首先要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这涉及到人最基本的生存，迫在眉睫。这些对于目前的中国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用于民生的经费投入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比非洲的大多数国家还要低。

第二，政府要确立共享社会成果的基本理念，这和第一点有一定关系，但我要拿出来单独谈。如果一个人对社会做出贡献，社会能够给其应有的回报，他就会对社会产生责任感。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政策制定和二次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但一些地区，一些地方政府，这种理念还远没在行动中贯彻到位，只重视地方GDP的增长、盯着的是职位升迁，没想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社会的和谐。

另一个缓解社会焦虑的手段是建立明确的规则体系，鼓励各级政府、不同群体和个人树立规则意识。目前的中国社会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过多了，政出多门，相互冲突，各自制定各自的规则，导致整个规则系统的混乱。另外，规则意识的缺乏也很可怕。一方面，这和规则的执行者本身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人多信奉的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哪个规则能带来好处，就支持；反之、则抛弃、躲避，甚至肆意践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