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继，男，1968年生，湖北省荆门市沙洋中学1985届高中毕业，现上海玖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杨继宁（沙中副校长）：吴总，您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前年您回沙洋参加县政府的招商引资推进会……

吴：哦，我想起来了，在汉江船上吃饭，您和苏校长（苏启松，沙中原总支副书记）一道……

杨：虽然我们见面不多，但我听苏书记说过您的故事。

吴：都是些糗事，我在校读书时比较调皮，有时打架闹事什么的，最出格的是我们几个学生还把班主任熊清和老师家养的鸡给偷吃了。学校当时要给我们处分，一度还影响到不发放我的高考准考证，但关键时刻苏老师挽救了我们，可能苏老师认为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孩子，较好地把握了对未成年人的政策，教育从严、处理从宽。

杨：呵呵，吴总很诚实啊。既然吴总在校时比较调皮，后来怎么还考取了大连理工大学了呢？那可是所老牌的985大学，与华中科技大学一样的重点大学啊。

吴：到了高三我也变了，当然也得益于我们的几位老师，班主任熊清和老师教我们化学，后来调荆门粮校去了；语文王军老师，数学余桂宗老师，都是在荆门挂头牌的老师，英语老师是杨磊老师，后来考取研究生，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杨：当然还有吴总聪明的原因）。当时东北的一些大学都非常牛的，哈工大就不用说了，大连理工当时比吉林大学录取的分数还高，还有哈船即哈尔滨船舶工程大学，贺军的姐姐贺青，那是沙中的学霸，就读的也是哈船。东北在湖北招生指标很少的（杨：那时也是沙洋中学一个辉煌时期）。那时大学是精英教育，考取大学不容易，不是像现在家家都出大学生。记得我考取大学后，村里还敲锣打鼓地报喜，家里杀了一头猪招待客人还不够，后来又找人批指标到镇上的食品公司又买了一头猪。

杨：您读的理工大学，后来怎么又做起金融投资来了呢？

吴：这个说来话长了。我大学毕业时还实行国家分配制度，毕业生一般回原籍，我分配到湖北宜昌猴王集团。猴王集团当时在学首钢，搞多种经营，正在扩张，我在猴王集团下的一个房地产公司从一个普通员工一直干到总经理。

杨：您在猴王集团干得不错呀，为什么后来又离开了呢？

吴：我自认为不适合在体制内工作，大约那时候我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够、学问不够，还想继续深造，就考研究生了，我清楚地记得1997年我29岁，爱人刚生小孩，我参加了全国研究生统一考试，录取到武汉理工大学，学的是管理经济学。

有一个小插曲，我离开猴王集团不久，猴王集团就垮了，后来我离开武汉证券公司，武汉证券也垮了，我曾对人说了这样一句笑话，我这个人走到哪里哪里垮。所以，为了不拖累大家，我就自个儿干。

杨：应该说你从哪里走了哪里就垮了。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与您的离开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解读，您是有眼光的，能够看到更深刻的东西。我再问您一个问题，2008年金融风暴你是怎样度过的？

吴：我们公司偏重于价值投资，中长期投资，属于稳重型的，所以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有限，我的投资理念偏保守，原则上不举债。我现在仍然是这种信念，中国做企业最需要良知，我们投资主要在制造业，一些制造行业龙头。炒房地产、炒概念、短期思维我不会去做，要把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国家需要的环保和自主创新事业上来，重视研发。尤其是这次中美贸易战，让我们的思维更清晰，要想强大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我们的命门不能掌握在别人手里。

杨：您这个观点我很赞同。看来，吴总不仅仅是个企业家、投资人，更能站在政治高度把握全局，有家国情怀。

吴：我能有今天也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从事这一行业也是一种机遇，那时中国股市刚刚起步，是我赶上了好时代，所以作为商人也要有家国情怀。我爱人和孩子十多年前就曾移民，主要为了孩子的教育嘛，但在我的劝说下他们回到了上海；后来我爱人和女儿又去了，虽然我不能强行阻止她们，但我一再劝说，算是又把她们给拽回来了；女儿虽然办了美国绿卡，但常住国内，学习和生活在国内；我儿子现在就读于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大在上海录取分数是很高的，可与交大、复旦一比。我也没有把孩子送进什么贵族学校，就在国内公立学校就读。读书这个事嘛，无外乎两条，天赋和后天努力，有天赋又努力了，在哪里都学得好；没有天赋或不努力，在哪里也学不好。况且中国的教育也在向好的方面转变。作为中国人，往大的方面说，要报效祖国；从小的方面说，我到国外干什么？平时想找个人喝酒也找不到人啊。

杨：吴总真是性情中人，说的大白话也是大实话，言简意赅。看来，您的成功与务实有关。感谢吴总在百忙中接待我们还给我们讲了这么多！

 

                             从左至右：熊道德 吴国继 杨继宁 王佑成

（熊道德记录并整理，王佑成摄像摄影 2018/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