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震之后的横滨三年展及亚洲艺术杂志会议

                                                                     文/朱其

    10月8日参加了日本横滨三年展举办的中日韩艺术杂志主编会议，会议是由我的好朋友东京Q画廊的负责人上田雄三、日本评论家栗山明策划，参加者有韩国《Art in Asia》杂志主编金福基、日方的艺术杂志是著名的《美术手帖》杂志主编岩測贞哉，我作为中国的《艺术地图》杂志前主编出席。

    上田雄三事先将路线图和飞机航班精确地告诉我，他甚至发来了电子地图，告诉我坐几点哪班的飞机，到达东京成田机场是几点，坐哪个巴士，到横滨站是几点，然后坐出租车到哪个酒店，到酒店大概是几点。我7日早上6点在望京的小区门口打车去机场，坐上日本全日空的NH952班机，到达东京后又坐上长途巴士到横滨，到横滨站后有打出租到酒店门口。时间正好是上田先生说的大概下午三点半左右。

    神奇的是，我的出租车刚停下付款之际，上田雄三先生就出现在我的车窗旁，他就像武侠小说中那种跟你在很多年前约好时间地点见面丝毫不差的大侠，时间仅仅比完美程度慢了半分钟，他要抢着帮我付出租费，但我已在半分钟前将钱付了。上田在东京的画廊已有28年，算得上是资深的画廊老板。他现在五十开外，已经不想太投入挣钱了。他曾是一个大学的老师，如今他更热衷参与不挣钱甚至自己贴钱的学术活动。亚洲杂志主编会议是他发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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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日本《美术手帖》主编岩測贞哉、韩国《art in ASIA》主编金福基、朱其，后排左起：日本学者栗山明，日本学者古川美佳、日本《读卖新闻》编委菅原教夫、Q画廊负责人上田雄三、翻译张颍

      因为日本大地震财政紧缩，今年的横滨三年展资金紧缩，展览规模缩小了一半。上田的画廊赞助了这次在横滨三年展名义下的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为“灾难与艺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议题。此前二十年的各种学术会议几乎从未以此为题过，三国的学者和主编各自回顾了自己国家有关以灾难为背景的艺术，我在现场看到了以前三国艺术史被遗漏的许多作品。会议讨论了灾难与当代艺术、亚洲传统哲学的自然观以及灾难与政治的关系，我也介绍了中国艺术家以四川地震为背景创作的当代艺术，比如四川建筑师刘家坤的胡姗姗纪念馆，以及有关艺术家参与四川地震死亡学生调查的情况。

    在会议前夕，拜访了横滨美术馆长逢坂惠理子女士，并参观了这届横滨三年展。尽管三年展受到了地震的经济影响，在整体上水准上还是相当高的。中国艺术家宋东、尹秀珍、孙逊参加了这届展览。因为行程仓促，未能去东京的神保町旧书街逛书，但在三年展的现场书店淘到了几本好书，有日本“物派”代表李禹涣的论文集《多余的空白》，刚去世的日本批评家中原佑介的全集第五卷（主要是关于“物派”的文章），还有日本八十年代著名的“具体派”的著作。

    中原是日本现代艺术的第二代批评家，我跟他曾在去年合作策划过上海世博会中日版画展，参加者有草间密生以及“物派”的代表关根伸夫、小清水渐等，我们也一起在东京的酒馆喝过酒，没想到几个月前突然离去。此次在书摊上看到中原的新版书突然一阵感慨，他在去年东京的酒馆跟我说的一席话还记忆犹新，我当时问他，当代艺术批评的纠结在于，文字的阐述总是要好过作品本身，这如何解决？中原先生说，看到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看这个作品哪里好，哪里不好。不用在乎艺术家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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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横滨美术馆长逢坂惠理子合影

    会议结束后，上田雄三就像日本的小企业主惯常的勤奋行为，他亲自收拾写有嘉宾名字的标牌、麦克风、海报易拉宝，甚至晚饭时还跟每个人要回胸牌，都一一放回自己的行李箱，好像要带回东京下次再用。我之后跟担任翻译的留学生张颖讨论此事，她说日本的小企业主都是这样的，不像个老板样子，什么事情都愿意亲历亲为，他们也不是为员工作榜样，而是觉得亲自参与劳动很踏实并享受操持的过程。

    晚上，我们在横滨的酒馆一起聚餐。大家都认为亚洲的艺术杂志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以后不应该再通过美国或欧洲的杂志来了解日本和韩国的艺术，如果这种亚洲自己的议题讨论持续下去，就会建立亚洲艺术自己的话语权。我提议明年可以在中国举办，大家一下子高兴的叫道：北京见！

    2011年10月13日写于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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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横滨的传统酒馆，左起：《美术手帖》主编、栗山明、上田雄三、我

    附发言稿：艺术能为灾难做些什么?

                                            文/朱其

    日本横滨于10月8日举办了中日韩艺术杂志主编会议，讨论议题是“灾难与艺术”。在2011年的3月11日，我在上海做一个名为“自然与现代形式”的展览，在展览开幕式上介绍艺术家时，突然找不到两位参展的日本女艺术家了。那天正好是日本发生地震及海啸，原来她们离开了展览现场去给日本的亲人打电话。

    “灾难和艺术”，我们对此更多是在好莱坞的灾难片中看到，这种讲述一个人类与灾难的抗争或者视觉上的灾难形象在当代艺术中却很少涉及。在中国传统中，曾经诞生过“大禹治水”的传说，中国人可能觉得自然灾难是一种天意，所以对待灾难本身比较社会化，并且理性，往往更愿意讨论如何建立一套避免更多损失的社会制度，或设一些工程来积极的应对自然灾难。在中国哲学中，道家强调人类要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关系，这与现代生态哲学是一致的。但中国的美术不愿意直接表现灾难的画面，而是更愿意表现一种理想化的自然主题，比如中国水墨画中的山水花鸟等。

    2008年中国的四川也发生过一场大地震，这场地震使灾难与当代艺术发生了密切关系。我在四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二个星期曾经到过那些被地震毁灭的城市，说实话，灾难现场给我的感受是双重的，一方面，我内心为死去的人们和国家的灾难感到难受；另一方面地震现场在视觉上却让我觉得一种毁灭后的美感。我很难形容这种感受，四川的地震对一座座城市是毁灭性的，到处是一片片废墟，但看起来不像是真实发生过的现场，倒更像是一个好莱坞灾难片的拍摄现场搭出来的逼真的电影场景。

    这可能是现代人的视觉意识受电影的影响，他们无意识会从灾难中感到一种超人的自然力量，所以除了为死者悲伤外，却同时感到一种毁灭美，这种感受跟古人崇拜自然的心理是一样的，实际上人类的宗教和巫术都起源于灾难体验。他们没有战胜自然灾难的能力，却因此将对自然的力量上升为巫术或宗教崇拜。我刚到四川一座座城市的地震废墟现场，感觉很像二战时期柏林大轰炸后的景象。我在电视上看到日本的海啸画面，跟好莱坞的灾难片画面也极其相似，但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人类要用高科技的虚拟视觉技术在电影上再现灾难的景观。

    在四川地震发生后，一些中国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参与了灾后生活。我在2009年策划的北京798双年展就邀请了两位艺术家以四川地震为题材的作品。一个是成都的建筑师刘家坤的作品，他为一个年仅13岁的女孩设计建造了一个微型个人博物馆，这个女孩在地震时为帮助别人牺牲了，建筑师收集了这个女孩所有的衣物在以她名字命名的微型博物馆展出。另一个是上海艺术家原弓的作品，地震之后，许多民众的生活陷入的困境，不少人靠从废墟的水泥柱中挖钢筋再当工业垃圾卖掉为生。这个艺术家收购了他挖出的全部钢筋，并连同一些水泥残肢，以及在灾区收集的各种抗震标语，做成一个装置作品。这两个作品都属于为灾难中的死者或幸存者祈福的作品。当然，更多的艺术家是参与艺术品的慈善拍卖捐赠，像蔡国强等人。

    当代艺术也涉及了与灾难有关的公民社会的政治参与。四川地震夺去了很多偏僻山区或城市正在上课的小学生的生命。但中国社会很快质疑这些死难学生的原因是由于官僚主义造成的校舍安全问题，由于学校的建筑的抗震性不够，才导致死去了更多的学生。地方政府试图隐瞒学生的死亡数字，一些艺术家参与了伤亡学生的民间调查。这是一种艺术家因为灾难产生的社会问题，以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例子。

    自然灾难自古至今都在影响着人类的文化心理。这不仅影响了人类对自然的哲学认识和道德经验，也影响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中国及东亚的文化传统是以自然观为基础的，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及东亚的文化及艺术的症结是要解决“自然的现代性”问题。西方的工业社会和现代艺术是建立在现代工业破坏自然的平衡，以征服自然为目的，并造成人的内心不能跟自然建立一种亲近的关系。直到二战以后，西方才逐渐建立了生态哲学及其艺术。

    由于上一世纪亚洲在工业、政治和经济上的落后，亚洲忽视了自身传统中有关自然的有价值的遗产，艺术上也不再关心与自然的关系。亚洲传统事实上自然有着比西方更深刻的理解，因此，亚洲的艺术观念和审美形式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现代自然的感受，灾难体验及其哲学认识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