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初四，因我的提议，我带着母亲和两个伯母去邻县探望久不往来的舅爷爷（家乡俗称舅公祖祖）。自从奶奶去世后，我们家族和舅爷爷的联系就日益减少。尤其是父亲和两个伯父也先后走了后，我们家族和舅爷爷的往来就更加稀薄。算起来，舅爷爷上次来我们家族做客，还是2002年，村子修谱，请了鄱阳班子和乐平班子来演对台戏时。家乡一带的老人没有不喜欢看赣剧的，所以身为遗孀的母亲和两个伯母向父亲和伯父的娘舅发出了邀请，舅爷爷携舅奶奶欣然而来。

七八年过去了，我们家族和舅爷爷基本没什么联系，除了偶尔听母亲和伯母们在嘴里唠叨几句。随着血缘关系的逐渐淡漠和不断重建，亲戚这个词的内涵会不断更新。这也是人类情感上的新陈代谢吧。那么，作为外孙的我，为什么今年正月里突然提出要去看望舅爷爷呢？这里，牵涉到我一桩铭记在心的往事。

1988年，我从上饶师专毕业。那时的大中专生是很幸运的，因为包分配，工作不用愁。但愁的是，工作也有好歹之分。既有好歹，就免不了明争暗斗，所以毕业生们八仙过海，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朝中有人的、和校系领导关系密切的，一般就被分配在城市机关单位或大中型国营企业，改了行；稍次的，则被分配在县城里的学校；再次的，可被分配在城郊学校；最次的，就往往被分配在离城很远的乡村学校了（这样的分配也叫发配）。我祖宗十八代贫农，根红苗正，从没有怕过谁，但还是怕极了这样的被分配，所以毕业前夕我就暗暗做着避免被分配的努力。

先是给海南省教育部门写自荐信，说自己如何如何不错，如何如何愿意为海南教育事业贡献一切，愿意像苏东坡一样建设海南。但刚刚建省的海南，是多么沸腾的地方啊！报纸上说，十万人才下海南。我看百万雄师都有。所以，我的一腔热血，飘过了琼州海峡就被风干了，一点痕迹也没有。接着，我又想学习陶渊明，找一个山青水秀但一般人不会争抢的世外桃源，以安妥自己年轻而寂寞的心灵。武夷山垦殖场中学，就是这样一个去处。它隶属上饶市铅山县，坐落在大名鼎鼎的武夷山脚下，风景秀丽，但非常偏僻，听说从铅山县城乘车去也要十来个钟头。以前也有过零星的毕业生主动要求去，我的写作老师严杰先生的儿子就是其中一个。于是我向严老师说明了我的愿望。严老师是个富有朝气的老先生，他非常支持我的不凡理想，立即亲笔给他儿子写好一纸条，要他儿子帮我联系，纸条让我随身带着。但我终究还是没有去，可能是一些人的劝阻和自己内心的不坚定所致吧。那纸条藏在身上，藏着藏着就没有踪影了。真是愧对了严老师的一片心啊！后来得知严老师去世的消息，我好生伤感了一番。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班上还是有个比我坚定的同学，志愿去了武夷山垦殖场中学。但又出乎我意料的是，在那里教学了几年的同学，还是坚决要求调回了自己的鄱阳老家。

被分配的命运无法改变，我只得顺天应人地回到了万年老家。6月，毕业离校。不久，我得到信息：我被分配至万年县大黄农业中学。当时我对大黄乡没有丝毫印象，只知道它很偏僻，偏僻得让我大学班主任和大学同学都不忍心我去。但我懵懵懂懂的心，怎管得了那么多。这个假期，我像以前一样帮家里做着双抢的农活，一边等候着分配的通知，期待着充满新鲜感的上岗。但随后，我这种随遇而安的心境被打乱了。

那天，一个同学跑到我家来报信，说是我的分配结果被师专单方面改变了（那时分配需要师专和地方教育部门协商，我后来知道是我班主任在帮我），改至位于县城边上的珠山中学（原拟分此校的人去了县二中，因此多出了一个空额），但万年县教育局长不同意，因为他已答应把这个空余指标给别人。大学班主任因此要我自己找找关系，摆平县教育局。我开始不明白其中原委，一直稀里糊涂，就在他人的撺掇下，去了师专一趟，见到了班主任。班主任告诉我具体经过，我才觉出事情的棘手和复杂。因为教育局长答应的那个人，是我同乡同学（已分至县一中）的女朋友，也是我的同学，她父母放话：她从别县分配至万年，决不能分到偏远的乡下去，否则就不让她来，两人关系就告吹。于是，我这个同乡同学的家人就竭尽全力地促成此事，还找了我，要我放弃珠山中学，而且保证说可以让教育局改派我至上坊中学（离县城约4公里）。我当时念及同学之情，有点动心，表示可以考虑。但从师专回来，去县教育局找局长，局长很不耐烦地说，师专单方面改变分配结果是无效的，我们不承认，你原来分到哪就是哪。他一脸的不屑，挥挥手，叫我出去。我也急了，脸红脖子粗，拍着桌子，说话的声音高了许多，说，你们凭什么不同意？我的分配通知单上明明写的是珠山中学。我为什么就一定要到大黄去？他妈的，你们欺负人……明显，申诉变成了吵架。这时人事股长跑来拉我出去，告诫我：大黄农中有职业高中，需要学历高的老师。你还年轻，在哪里都是工作，先过去工作一年再说，以后会考虑调动你的。股长的话让我稍微消了点气，我悻悻地走了。若干年后，听教育局的人说我：你胆子好大呀！敢和局长吵架，还拍桌子，真看不出。我想，再老实本分的人，逼急了也会杀人的。

人，生来最难忍受的是什么？不是贫穷，不是疾病，不是孤独，而是屈辱，尤其对年轻人而言。和权力者争斗，要靠什么？不能靠道理，也不能靠感情，还得靠权力，靠更大的权力。我是后来才悟出这些的。当时我不可能这么成熟和世故，我只是觉得自己很窝囊很憋屈，多少同学都因为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被分配到好单位，而自己竟如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最后踢进一个连我都不知道方位的地方，我应该想想办法，去拼一拼，去争一争。于是我搜刮着脑海里的信息，终于想起了在余干县当某小学领导的舅爷爷曾经说过的话，他和缪XX很熟，曾经是同事，私交不错。而缪XX现在正是万年县委书记。我把情况对宠爱我的奶奶一说，一向不求人的奶奶二话不说，立即要我去找她的弟弟。我于是从数十里外请来了年近花甲的舅爷爷。奶奶当着舅爷爷的面，一遍遍诉说着我的艰难，要他一定帮助我。当天，舅爷爷就和我骑自行车来到了30公里外的万年县城，找到巍峨凛然的县政府，一打听，缪书记不在县城，去裴梅乡开什么现场会了。那时没有手机，舅爷爷和我又只得骑车赶往十几里远的裴梅乡，在乡政府终于找到了缪书记。缪书记矮墩墩的，很胖，见了我舅爷爷，也很热情。寒暄过后，我舅爷爷说明来意，他表示会过问，让我们先回去，过两天叫我直接找他。我们都充满了希望，心想，有县委书记出面，还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但两天后，我去找缪书记，缪书记简要地说，他委托了人找教育局长了解情况，教育局长说自己这样做完全符合分配政策，并不打算改变决定，因此他也不好说什么，要我安心去乡下教一年书，以后争取把我调上来。

付出了一身的辛苦和满心的希望，结果却是这样的令人失望。可想而知，我那时的心情有多么糟糕。想到舅爷爷那么大年纪，那么热的天，骑那么远的自行车，汗水湿透了衣衫，路上一次次停下来歇息喘气，还有求人时的那种语气和表情，我的心就不由绞痛起来，有时甚至黯然泪下。

那个暑期，因为被分配，我迅速长大，也迅速衰老。8月底的一天，刚满20周岁的我拖着自己并不年轻的影子，骑自行车来到了距我家十多里远的大黄农中报到。大黄农中，距县城20余公里，距乡政府数里，几排破陋瓦房，蹲踞于黄土高坡，冷觑着滚滚红尘，群山环抱，松涛阵阵。我从此开始了我生命中最贫寒、最孤单，但也最温馨、最让我怀恋的乡村教书生活。

一直喜欢在暗夜独处时，浸泡在刘若英的《后来》里，像母亲做的腌咸菜、霉豆腐一样，散发着酸酸的、臭臭的香味。我喜欢“后来”这个词，因为后来，一切都会变化，一切都将消逝，无论希望，还是失望，无论痛苦，还是幸福。

后来，我那同学的女朋友没有来万年，珠山中学的分配指标被浪费了。

后来，我被调往县一中，靠的是自己的努力以及师友的帮助。官员们承诺的一年后将我调动，全被印证为谎言。

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有些事，不必太在乎；后来，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爱亲人，爱自己。

后来，国家不实行统一分配了，全部自主择业。

再后来，我就和我年近八十的舅爷爷坐在了一起，愉快地谈起了被分配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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