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1日下午，我和朋友参观了位于阜成门内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游览先生在北京的故居，是我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我以为，要近距离目睹和接触故人的实物实地，才更有可能闻嗅到故人的生命气息，抵达故人的精神世界。

    我们从一个胡同口折进了先生的故居，一座面积约三百平米的小四合院。院落里，青葱而寂寞地生长着的，依然是先生八十多年前手植的几株丁香。在午后阳光的映射下，丁香细密的绿叶，给泥土的地面洒下了班驳的暗影。院子后面，原是一个种了碧桃、刺梅和枣树的小园子，如今树犹在，草疯长，水井被覆盖。那就是先生曾在《秋夜》写到“两株枣树”的后园，如今却显得有点凋败。

    四合院里，南北屋各三间。主建筑是北屋。北屋右边住太师母（鲁迅母亲），左边住大师母（朱安），中间是饭厅。鲁迅不与朱安住在一起，自己在饭厅后面，隔开了一间8平米的后厢房，做书房兼卧室，美其名曰“绿林书屋”，亦称“老虎尾巴”。我们把头伸进“老虎尾巴”的木窗，看到了很简陋的摆设，一张木板床，一张写字桌，一把木头椅，桌上一盏戴玻璃罩的高脚油灯。以前，先生就经常端了这盏高脚油灯到南屋会客，或送客人出门。《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彷徨》、《朝花夕拾》、《坟》等，多少脍炙人口的文章，先生是在这里完成的啊！我知道，先生那时的生活境遇，是何等的素朴而苦楚！在先生孤寂漫长的情感旅途中，他是如何把自己当作一个固执的苦行僧！

    从1906年7月26日结婚，到1926年8月26日先生离开北京赴厦门，先生与朱安名义上做了整整二十年的夫妻，却只是一段“没有爱”，“徒具形式，而实同离异”的婚姻生活！这期间，先生从25岁到45岁，他是怎样熬过这寒冷的二十年啊！朱安比先生年长三岁，又的确长得不好看，两眼深陷，长脸大鼻，皮肤黝黑，身材矮小，且胸脯干瘪，三寸金莲，就像一个发育不全的老女人，且又没有文化，叫先生如何喜欢得起来！他们之间的话极少，更没有交流感情和思想的可能。平日起床开饭，同桌吃饭，自然都由朱安叫先生，但相互不叫什么称呼，似乎都没有称呼。吃饭时，朱安最多问一声饭的软硬、菜的咸淡，先生也总是用一个最简单的字回答。有一次，学生俞芳问朱安：“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朱安淡淡地答道：“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后来，一些女学生常常到这里来探访先生的“秘密窝”，朱安也竭力表现出师母的热情，但在这些颇为新潮时尚的年轻女性面前，她更显得没有言语和自卑了。她本来是抱有用时间和亲情来感化先生的幻想的，通过努力来缩短与先生的距离，最终得到先生的丈夫之爱，她说：“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但二十年过去了，她的愿望达到了吗？她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先生带了一个孩子回家，不想这个梦竟就是真的！

    徘徊在八十多年前先生一家人呼吸过的地方，站在先生亲植的高大的丁香树下，真有点不知今夕何夕之感。我的心竟莫名地有点冷峭与凝重。再看南屋，靠西一间也是先生的书房，木头做的一排书柜已陈旧得失去了颜色，一张木板拼成的床铺紧靠着朝北的窗户，床铺旁边，挤着一张狭小的书桌。先生有时候不住北屋的“老虎尾巴”，就在这里伏案疾书。多年以后，先生从上海返京探亲，也曾住在这书房。中间一间，被先生做了待客用的客厅。这个客厅，早年也是遭受过攻击的。一些人妒忌先生和许广平的恋爱，就污蔑说先生在北屋“金屋藏娇”，舍不得让美人曝光，而开辟了南屋会见来客。其实不是如此，先生那时经常生病，需要静休，家人怕来客打扰，就常引了客人去南屋坐下。如今，我注视这渺无一人的空空的锁着的客厅，想，以后还有谁会来坐一坐呢？

    先生在北京居十四年，其住所前后共有四处。1912年5月12日，先生离开绍兴来教育部上班，独自住在古老而沉寂的绍兴县馆内的补树书屋。他把这里当作精神避难所，常常一个人在昏昏孤灯下，抄古书，校古碑，过着孤寂、冷清、压抑、超凡脱俗的僧侣生活。这样“麻痹精神”的蛰居日子过了有七年半之久。1919年12月29日，先生在修缮好了西城八道湾十一号的房子之后，把母亲、朱安及建人一家接到北京，与作人一家合居。这样享受大家庭的热闹、繁盛、快乐，还不到四年，先生就与作人失和。1923年8月2日，他无奈地与朱安搬出八道湾，暂时寄居在学生借住的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一边寻买新的房屋。搬出之前，先生问朱安：“我决定暂时搬到砖塔胡同去，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去？如果回绍兴，就按月给你寄去生活费用。”朱安略加考虑，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指婆婆）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娘家我也不想去，你搬砖塔胡同，横竖总要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去。”这一段时间是他们夫妻二人的世界，但也没有将夫妻情分前进一步的功效。先生无爱不性、恪守独身的原则，始终不给朱安这只可怜的“蜗牛”爬上墙头的机会，打算“陪着做一世牺牲”。众所周知，先生在物质上的待遇是让人放心的，经济收入自不必说，单是柴米油盐、吃喝拉撒诸事，还有母亲与朱安悉心照料。朱安虽是母亲送给先生的“礼物”，先生从来没有爱过的，但她朴实贤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保姆似地在饮食起居上把先生照看得很好，使身体欠佳的先生多次由病转好，让我们这些钦敬先生的后人也不得不感谢她的苦劳。

    九个月后，1924年5月25日，先生和朱安由砖塔胡同迁居到西三条二十一号。他们把母亲接了来一起住，直到1926年8月先生偕许广平离开北京。此后，太师母和一直陪侍的朱安住在这里，直到两人先后离世。

    以先生对待朱安的冷漠来看，似乎是个铁石心肠的木头人。但看他对待许广平的爱的态度，他又竟是个热情如火的真男人。1927年1月2日，在厦门大学任教的他给已在广州的许广平写信：“我近来很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大约得力于一个人的训示（指广平）。我想二十日以前，一定可以见面了。你的工作的地方，那是当不成问题，我想同在一校无妨，偏要同在一校，管他妈的。”1月11日，针对高长虹们的污蔑与攻击，他继续写信：“我牺牲得够了，我从前的生活，都已牺牲，而受者还不够，必要我奉献全部的生命。我现在不肯了，我爱对头，我反抗他们……我有时自己惭愧，怕不配爱那一个人；但看看他们的言行思想，便觉得我也并不算坏人，我可以爱。”1月18日，他果真就付诸行动，乘船奔赴广州，结束了和许广平两地相思的生活，从此开始了漫漫十年、形影不离的相爱相守。1934年12月9日，先生在《芥子园画谱》第三集扉页上题七绝一首，赠与广平：

十年携手共艰危，

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

 此中甘苦两相知。 

    先生自然是性情中人。一方面，他对朱安尽良心之责，尊重其人格，供养其一生；一方面，他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真爱。其实，说他无情也罢，说他怪癖也好，都是不准确的，他只是渴望拥有正常人的感情和生活。他后来这样说：“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1929年3月22日致韦素园信）先生那桀骜的斗士作风，由此亦见一斑。

    我想，先生在一生的风风雨雨中，屡经磨砺，创伤巨深，是学生许广平真挚热烈的爱让他的心脏一次次温暖地搏动起来，从而使先生后半生为国人遗留下了那么丰富的精神遗产。所以，我们应该感谢许广平！

    走出故居，看到博物馆大院里先生坐着的石像，脸上含笑，一副很安逸的模样。这和我前些年在上海虹口鲁迅公园看到的那个神色忧郁的先生铜像，迥然不同。我的心，不由得暖和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