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母亲节到了，我把十年前、四年前、一年前所写的关于母亲的文字罗列出来，当作一个礼物，送给我那独居乡下的母亲。虽然母亲不识字，也不需要，但我仍要这样做。

    母亲——养育了世界的女人，我爱你！

坚守的母亲

洪水退下去了，田野露出来了。生命的绿色荡然无存，只有一片光秃秃的黄土地。时令已进入深秋，还能补种些什么呢？这时，地方政府下拨了一些土豆种、油菜籽。于是，荒凉的田野上又升起了热腾腾的希望。

这一天，年近花甲的母亲给受灾期间远赴浙江打工的我弟弟、弟媳打长途电话，叫他们赶紧回来种土豆和油菜。之后，没等弟弟回来，她就荷锄下地了。迎着燥热的秋阳，吃力地翻耕着劫难后的泥土，母亲那刻着沧桑的脸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母亲守寡多年，一心抚育我们兄弟成长。如今她变得苍老多了。今年夏天，老家遭受特大水灾，平房全被淹了。我怕出危险，急忙回乡，将母亲和侄儿侄女接到城里我家。然而，母亲只住了十天，就坚持带着孙儿们回去了。她说：“我要守在家里，亲眼看着大水退走。”弟弟原做了栋二层楼房，母亲就住在楼上。一个个日夜里，望着眼皮底下的一片汪洋，听着一阵一阵可怕的涛声，母亲总要抹抹潮湿的眼窝。她是想着那田里的庄稼、院里的畜禽啊！

就这样，母亲执拗地留下来与大水抗衡着，直到五十多天后大水屈服地退去。水一退，我又来接母亲进城。我说：“村里许多人都打工去了，弟弟也走了，田里怕是种不了什么，你还是到城里玩玩吧。”母亲却不肯，说：“ 水退了我更不会走了，我要叫老二回家，我可以下田锄地……”

母亲是个倔性子的人，平时就不太喜欢离开老家。我知道，她对土地和庄稼的感情太深、太深。

                                                  (1998年11月）

骑车的母亲

1991年，不到五十的父亲坚持不住，终于别我们而去了。我们和母亲相拥而哭。母亲说：你们爹还在的时候，凡事有个依托，我也有个指靠；现在他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该怎么过还是怎么过，母亲依然领着我们朝前走，朝没有忧患的时光走。其时，我在县城教书，领了小弟在县中读高中，她带着大弟二弟耕耘着家里的十多亩田。

有一次礼拜我回家，看见谁正用独轮土车推着五六根新砍的硕大的松树干进了院子，捆扎得高高的树干和上面一层松枝遮住了推车的人。我正寻思是哪个，母亲从树堆里直起了身，累得直咳嗽，满头的白发乱颤。我的泪涌了出来，我的嗓音无法不哑：妈，你怎么还这么做呀！母亲见了我，顿时笑着招呼。我忙给母亲递上一碗水，母亲一咕噜就喝完了。又递上一碗，一咕噜又喝完了。我说：妈，以后这样的重活你就不要干了，花点钱请人家推吧。母亲擦着身上的汗，笑笑说：妈还没过五十呢，还推得动。

2000年，我从南昌回老家，发现独轮土车不见了，伴随母亲的竟然是一辆崭新的三轮车。和自行车一样的车头、脚踏，后面两轮上载着一个车斗，车是新的，暗红的油漆在烈日下发着光。不等我开口，母亲就裂嘴笑了：前几日买的，现在能骑，村里很多老人家都买了骑。调皮的小侄子抢话说：奶奶骑车带我们到了齐埠了。齐埠，是乡政府所在地，孩子们眼里的街市。以往母亲都是走路去的，现在终于不用走路了。我为母亲感到高兴。我问：这样的车，要多少钱？母亲说：去掉四百多块呢。哦……我的内心很感内疚了，母亲怎么舍得花这么一笔钱呢？这钱应该由我出，可是我……临别时，我塞给母亲几百元钱，说是给她零花。母亲再三推辞，说我过年已经给了，不能再要我的，坚决不受。

有了三轮车，母亲出门就方便多了。带小孩上街做客、去地里干点农活（母亲闲不住，还独自侍弄了几分地，种着蔬菜、花生、油菜、荞麦之类），或者上集市卖点农作物，母亲都娴熟地踩着三轮车，骑得飞快。

    2004年的五一长假期间，我带了女儿，回老家去看母亲。母亲便带着我们去邻县看我生病了的外公。照例，母亲骑三轮车，车斗上放一把小竹椅，竹椅上坐我的小女儿，小女儿觉得好玩而且舒服，眼睛都笑眯了。我则骑自行车，跟在后面。母亲骑车的背影还是显得有点笨重了，毕竟60岁的人了，但速度并不慢。碰上陡坡，母亲就下车，吃力地推着走。我想减轻点母亲的负担，就让小女儿坐我的自行车，母亲不肯，说：三轮车要舒服些。一路上，我讲了几次，小女儿也许觉出我的心意了，就也上了我的车。这样轮换着坐，将近两个小时，到了目的地。外公病得很重，常需要母亲去照顾，所以母亲这段时间既要顾这头，又要顾那头，二十几里的路程她来来回回不知跑多少趟了。我们返程的时候，遇上凛冽的寒风，母亲依然躬着身，吃力地蹬着车，花白的发丝在风中飘扬。我看着看着，眼里又不禁潮湿了。

                                                  (2004年5月）

受伤的母亲

母亲已经六十三了，在老家，却依旧担着母亲的职责。她的膝下，有着几个需要她照料饮食起居的小孙辈，孙辈们的父母都出外打工了。

一天清晨，天还未大亮，母亲去村西头的我二弟家挑柴火，预备做早饭。本来，老家如今都时兴烧煤球了，少数人家都用上液化气了，但母亲为了省钱，还是经常烧些稻草木柴。所以，母亲忘不了那堆放在我二弟家墙角的干花生丛。

母亲来到空无一人的我二弟家，上了二楼。她先用扁担的一头用力戳进一捆扎好了的花生丛，再用手劲提起来，预备扛上肩。她的身子往后倒，再往后倒，突然，扁担尖脱离了花生丛，母亲于是迅疾、彻底地仰面跌倒在身后的水泥地上，而且，后脑勺偏偏就硌在房门口刀锋一般的墙棱上。鲜血，不断地溢出来。那时母亲大脑一片空白，没有疼痛，没有记忆，也说不出话，惟独剩下一个意识，那就是，我快死了，我快死了。

我二弟家是一座空房，长久无人居住。现在又是天色朦胧的清晨，周围没有一个人经过。母亲的头枕在一汪血泊里，昏迷了过去。

暮春的村庄，沉浸在繁忙春耕后难得的宁谧的休憩里。空气里，飘舞着沁人心脾的花草树香。不知过了多久，母亲终于醒了过来。她感觉到脑袋的疼痛了，也意识到自己跌倒受伤了，她于是挣扎着爬起来，爬起来。她捂着自己的后脑勺，尽量止住血，然后躬伏着身子，吃力地挪动脚，一步一步地下楼。终于，她挪到了我二弟家邻居的晒场上。她没有力气站立，只能屈蹲在那里，口里不住地低声呻吟。

这时，刚起床的邻居家女主人发现了我母亲，惊呼一声：莲嫂你咋的了？此刻起，母亲才得到了好心乡邻的照护。

在村医包扎、消炎、注射葡萄糖等治疗过程后，母亲脱离了险境，但头依旧很痛，大脑还是发昏。村医说，母亲一直有点贫血，现在流了那么多血，发昏是不奇怪的，但还需要到大医院拍片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村里的左邻右舍闻讯都来问候母亲。他们一致建议：现在应该赶紧给你南昌的大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接你去大医院看看。他们说的是我。的确，母亲四个儿子，都天南海北的，就数我离她最近。但母亲不同意通知我，她认为我工作很忙，不能随便干扰，而且自己的伤不算严重，没必要去大医院。

母亲躺在床上一边打针吃药，一边静静休养。这样过了几天，母亲的头部疼痛和发昏都好多了。但邻舍们还是建议她去大医院拍片检查，免得有什么后遗症。于是，母亲就去了两里外的乡医院，花30元对头部做了B超检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众人放了心，但母亲对花去30元还是有点心痛。

母亲这次受伤，事前事后，我一点也不知晓。她把一切都独自扛着，不让她的儿子分担，哪怕是一点点。

直到这次五一长假期间，我返乡探望，我们母子俩坐在深夜的板凳上扯家常，我问起她身体还好吗，她才幽忧地对我讲述了这次意外的受伤。我听完后，眼眶早湿了，我说：妈，你以后再也不要做重活了，担担挑挑的事请别人做！而且，以后出什么事，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接到电话，不管多忙，我都会回来看你的！

花白头发的母亲却并不说什么，只是和蔼地看着有点激动的我，嘴角带着浅浅的笑。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