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中学新校门

    我像一个喜欢玩水的孩子，游荡在渐趋开阔的青春河面上，时而鸭子般扑打出朵朵调皮的浪花，时而自由地漂浮着仰望蓝天。母校给我越来越辽阔的视野。

    我感念起我那如花似玉的高中生活，我漂浮的心似乎有了馨香的着落。正如我现在的杂志打出的口号——读书改变命运、青春决定人生，我在高中的读书生活和曼妙青春，影响了我生命河床的宽度和走向。

    1982年9月1日，在父亲的陪伴下，我好奇地跨进了离家六十里的县城高中——万年中学。这是一所省重点中学，是我们县的最高学府。但在那个时代，它的生源质量并不是最好，最好的去了师范、卫校、农校、商校等省市中专，其次的才无奈地来到这里。中国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人，因为中专类的学校直接解决吃商品粮和城市户口的问题，所以它们是乡村孩子考学的首选。不像现在，中专就像装修老化、设施粗陋的城镇招待所，几乎不被有钱的人光顾。

    如我这般，因为不够读师范的条件，而阴错阳差发配这里的，竟不在少数。在我就读的重点班上，就有五六位之多。所以，身高彼此彼此的我们一交流情况，心头都泛起惺惺相惜之感，相惜之后，隐隐的自卑情结也大大减少。

    任我们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的是张孔宏。他四十出头，仪表潇洒，风度翩翩，言谈举止间透出文人清高儒雅的气息。我犹记得开学不久他给我们上《荷塘月色》一课。他一定是自己深深地喜欢这篇文章，喜欢朱自清的文风，所以朗读起文章里的精彩段落和句子时，就像在舞台上表演一般，神情投入，手舞足蹈，似乎忽视了我们的存在。他的热烈情绪感染了我们，我们从此就似乎格外地喜欢起语文课来。张老师说话分两套语系，课堂上他用的是文学话语，遣词造句极富优美浪漫的文学色彩，使人不能不觉得张老师文学修养之深；课余接触中，他用的是日常交际语，十分朴实和实用，从不打官腔和装高深。他起用了几个年纪稍大些的农村来的学生做班干部，放手让他们管理班级。他让我们勤写周记和作文，训练文笔，同时也及时反映思想和感情动态。有一次，我就在周记里问他：报纸上经常用到“拨乱反正”一次，“拨乱”好理解，可为什么还要“反正”——反对正确？他批语道：“反”乃“返”的通假字，“反正”就是回到正确上来。我恍然大悟。又有一回，我受他的蛊惑，偷偷地写起小小说来，放在作文本上让他看。他也热情地鼓励我，说写得不错，语言通畅，构思比较巧。他有一次布置写家乡题材的作文，我感情充沛地写了我故乡的托天山，说它群峰罗列，逶迤如龙，好似腾云驾雾一般。结果讲评课上，他读了几篇范文，其中就有我描写的这一段。我当时感觉特美，觉得自己有文学天分，回到老家时还忍不住对父亲说了这事。父亲说：读了你一篇文章吗？我说：就一段。父亲不以为然，说：才一段啊？我还以为……我有点脸红的同时，在心里嘀咕：一段也难得啊，张老师要求可是特别高的。在班上同学看来，能被张老师当堂宣读作文，就是千金难买的稀罕的嘉奖，不论长短。

    张老师这样一件也许不经意的平凡的举动，在我少年的心怀激荡起了多么炫目的浪花啊！因此，我在以后为师的日子里，也常常有意无意地发扬光大这个传统，几乎每次作文讲评课上我都朗读稍好的习作。凡被我读到习作的学生，眼睛都亮晶晶的，射出自信的幸福的光芒。

    张老师的妻子是学校图书馆管理员。张老师常鼓励我们要多看书，所以我就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张师母对我们格外热情，她可以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所以，我看完一本就去换，几乎没有停顿。而且，我也常常去同一座房子里的报刊阅览室浏览报刊，在内心里暗暗积攒起见贤思齐而效仿投稿的勇气。终于，我那时给《江西日报》投出了平生第一份稿，内容是指出报纸上某篇文章里的一个知识谬误。结果，《江西日报》回信了，承认我的批评有理，还说非常感谢我的热心。这封回信我现在还好好地保存着。

    读高一的一年里，我成绩很好，考试排名几乎都在前三名。只有物理稍弱，因为我觉得物理特抽象、枯燥、难学，所以有时在物理课上看小说。在课堂上看小说，是我初中以来就培养了的坏毛病。在我记忆中，有好几次被老师当堂抓住而被赶出教室、没收小说或言语讥讽的尴尬场景。可是，这样的尴尬，如今都成了发黄照片里的温馨和美好。

    高二了，要分文理科。一些喜欢语文、历史等人文知识的就报名读文科班，比如我。可是，张老师要跟班上，仍旧做这个重点班的班主任，而欲读文科班的同学就要分出去。他舍不得我，找我谈话，希望我继续读理科，还说读理科一样可以成为作家。可那时，文科好像就是作家的代名词，我拂逆了张老师的好意，兀自读了文科。所幸的是，我们文科班的语文还是由张老师教着，所以我们的师生情缘还未了。

    然而，情缘终于还是了了。过了几个月，县里提拔无党派的知识分子当干部，结果就考察到了张老师头上。那个年底，张老师就奇迹般地做了我们县的副县长。他不再当我们的语文老师了。

                                                学校的林荫道

    高二的老师们都很尽心尽责，特别是班主任、历史老师童康炉。他是一个有点婆婆妈妈的老师，性情非常和善，从不在我们面前凶神恶煞。他做思想工作的时候，常常是弯着腰，低着头，对我们苦口婆心，而脸上始终是含着笑意，即使是生气状态，好像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怕他。因为不怕他，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创造欲。

    我们办校报。学校历史上第一份校报就是我们办的，我当主编。我们给它起名为《校园周报》，每周一张，八开四版，油印。每期印50份左右，每个班散发一份。学校领导和老师开始还不怎么同意，认为这会影响学习。但在我们的坚持下，特别是团支书李明林的努力说服下，校领导最后不仅同意了我们课余办报，还拨款支持我们。校报编印坚持到了那个学期末，共出版五期，发表了同学们几十篇作品。若干年后，我在这个学校当老师，念念不忘当年未竟的革命事业，先后鼓动、指导学生编印过几种油墨报刊。

    我们办文艺晚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艺晚会还是个新生事物，又是我们班第一个在学校做这样的创举。我们班，有文艺特长和爱好的同学比较多，表演唱歌跳舞、哑剧相声的都有，而我比较适宜朗诵，我喜欢朗诵自己写的东西。我们的日语老师徐方启是个上海下放知青，他那时还是单身，一个人住在学校。他家境优越，多才多艺，吹拉弹唱都厉害，会几门外语。他上日语课的形式很丰富，教我们唱日语歌，看日本幻灯片，让我们与日本中学生通信。他非常支持我们把班级搞活，我们的晚会，他更是积极参加，还主动表演拉手风琴。遗憾的是，他没等到我们高三毕业，就提前调走了。他走的时候，男生们集体难过，女生们大半都流了泪。后来，他又去了日本。现在，听说已经回国了。可我始终没有再见过他。

    因为许多老师的潜移默化，和自己重视兴趣的发展，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我不再像小学时那样怕作文了，也不再像初中时那样胡里糊涂对待作文了，而是喜欢上了写作，而且写作时会有意识地思考，有经验地表达。高二时，学校举行作文比赛，我获得第二名。

    最值得一提的是，高中三年的学习生活，让我交到了我这辈子最感自豪和骄傲的男女朋友，他们都是我最信赖的兄弟姐妹，我一生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它是最重要的。但我认为，当它面对友谊，它轻若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