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已经六十三了,在老家,却依旧担着妈妈的职责。她的膝下,有着几个需要她照料饮食起居的小孙辈,孙辈们的父母都出外打工了。
一天清晨,天还未大亮,妈妈去村西头的我二弟家挑柴火,预备做早饭。本来,老家如今都时兴烧煤球了,少数人家都用上液化气了,但妈妈为了省钱,还是经常烧些稻草木柴。所以,妈妈忘不了那堆放在我二弟家墙角的干花生丛。
妈妈来到空无一人的我二弟家,上了二楼。她先用扁担的一头用力戳进一捆扎好了的花生丛,再用手劲提起来,预备扛上肩。她的身子往后倒,再往后倒,突然,扁担尖脱离了花生丛,妈妈于是迅疾、彻底地仰面跌倒在身后的水泥地上,而且,后脑勺偏偏就硌在房门口刀锋一般的墙棱上。鲜血,不断地溢出来。那时妈妈大脑一片空白,没有疼痛,没有记忆,也说不出话,惟独剩下一个意识,那就是,我快死了,我快死了。
我二弟家是一座空房,长久无人居住。现在又是天色朦胧的清晨,周围没有一个人经过。妈妈的头枕在一汪血泊里,昏迷了过去。
暮春的村庄,沉浸在繁忙春耕后难得的宁谧的休憩里。空气里,飘舞着沁人心脾的花草树香。不知过了多久,妈妈终于醒了过来。她感觉到脑袋的疼痛了,也意识到自己跌倒受伤了,她于是挣扎着爬起来,爬起来。她捂着自己的后脑勺,尽量止住血,然后躬伏着身子,吃力地挪动脚,一步一步地下楼。终于,她挪到了我二弟家邻居的晒场上。她没有力气站立,只能屈蹲在那里,口里不住地低声呻吟。
这时,刚起床的邻居家女主人发现了我妈妈,惊呼一声:莲嫂你咋的了?此刻起,妈妈才得到了好心乡邻的照护。
在村医包扎、消炎、注射葡萄糖等治疗过程后,妈妈脱离了险境,但头依旧很痛,大脑还是发昏。村医说,妈妈一直有点贫血,现在流了那么多血,发昏是不奇怪的,但还需要到大医院拍片检查一下,以防万一。
村里的左邻右舍闻讯都来问候妈妈。他们一致建议:现在应该赶紧给你南昌的大儿子打电话,让他回来接你去大医院看看。他们说的是我。的确,妈妈四个儿子,都天南海北的,就数我离她最近。但妈妈不同意通知我,她认为我工作很忙,不能随便干扰,而且自己的伤不算严重,没必要去大医院。
妈妈躺在床上一边打针吃药,一边静静休养。这样过了几天,妈妈的头部疼痛和发昏都好多了。但邻舍们还是建议她去大医院拍片检查,免得有什么后遗症。于是,妈妈就去了两里外的乡医院,花30元对头部做了B超检查。结果没有什么问题。众人放了心,但妈妈对花去30元还是有点心痛。
妈妈这次受伤,事前事后,我一点也不知晓。她把一切都独自扛着,不让她的儿子分担,哪怕是一点点。
直到这次五一长假期间,我返乡探望,我们母子俩坐在深夜的板凳上扯家常,我问起她身体还好吗,她才幽忧地对我讲述了这次意外的受伤。我听完后,眼眶早湿了,我说:妈,你以后再也不要做重活了,担担挑挑的事请别人做!而且,以后出什么事,一定要给我打电话!我接到电话,不管多忙,我都会回来看你的!
花白头发的妈妈却并不说什么,只是和蔼地看着有点激动的我,嘴角带着浅浅的笑。
我那辛苦一生、寡居多年的妈妈呀!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