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杜虹

                                  安武林

杜虹悄悄地走了，几乎没有惊动什么人；一如她平平淡淡的一生一样，也没有大起大落过。在北京，她本想陪着女儿，舒舒服服地享受退休后的生活，再干一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安安静静地度完自己的后半生，但命运不给她这个机会，所以，她匆匆忙忙地走了。

很久以前，我认识她的时候，知道她是重庆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也写儿歌，是编辑和作家为一体的。我在一些幼儿文学的选集中读过她的儿歌。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只能通通电话。好像，她也在大西北呆过。她一生并没有多少作品出版，我想她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编辑上了。她是个很敬业的编辑，她为很多人做过嫁衣。

杜虹是个很善良的女人，很豪爽的女人，也是很率真的女人。我们在一起总是针尖对麦芒。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用不着藏着掖着。虽然她看起来很纤弱，但骨子里面很大气。她开玩笑的时候，总把我当作小弟弟。从心里，我也是认她这个大姐的，所以，我们说话从来都是没轻没重的。比如，她特钦佩某人时，我会大声地说那个人不是玩艺儿。她就立刻住嘴了，眨巴着美丽的睫毛。她的睫毛很美。

她没有出版过我的书，我知道在她心里，我也不是那种优秀的作者。当我渐渐有了影响的时候，她也退休了。我开玩笑说：“哎呀，你退了，还没出我一本书呢！”她说：“我要你稿子，你不给呀！”我哈哈大笑，因为她从来没有要过我稿子，而我也知道我不入她法眼的。其实，她心里想说的是：“你那个时候写的东西是狗屁！”

我能读懂她，而她却不一定能读懂我。

她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的人，但眼皮下面却藏着深深的忧郁。我不知道她的人生历程，只知道很多年都是她一个人带着女儿过。很不容易。她心里的苦，是不和人交流的，默默地承受。至少，在我面前，我们交往很多年，她没有流露过一点。所以，她很隐忍，很坚强。无论通电话，还是面对面，她的笑声总是不断的，总是豪情万丈的。

很多年以前，她邀请我去过重庆，是给一个公安系统的作家开研讨会。她笑嘻嘻地说：“要不要我带你去解放碑打望美女？”我疑惑地问：“什么叫打望？”她说：“就是看的意思。”我说：“那为什么要去解放碑？”她说：“那里美女多呀！”我哈哈大笑，我说：“你就是美女，我不去看了。我还是在宾馆看看书吧！”那一次，我是和谭旭东一起去的。

杜虹的女儿考上了北京某大学，她在北京买了个房子，和女儿住在一起。虽然退休了，但她闲不住，还是帮一些出版社或者文化公司组稿子编书。我和他、张菱儿、李宏声在郭智慧家里聚过，很开心。虽然同在北京，但是一年很难能见得上一面。她在南面，我在北面，走动一次也特别不容易。北京之大，感同身受。

最后一次见面，是和樊发稼老师一起聚会的，还有李宏声。她说：“樊老师年纪大了，我们在她近一点的地方聚会。”她很体贴，我欣然同意。无论她在出版界的贡献，还是在创作方面的贡献，樊发稼老师比我要清楚的多。余生也晚，半路出家，是我的真实写照。那一次，我才知道，我支持过她，她编选作品，用过我的文章。我说：“我的文章尽管用，稿费不用给我。”我理解她，做一件事情并不容易。

近一两年，我突然像陀螺一样，忙得晕头转向。偶尔碰到一次，也是匆匆忙忙说几句话，然后各忙各的事情。也就是前一两个月，曹雁大姐给我打电话说：“老弟，去看看杜虹吧；她现在情况不好，得了难医治的病！”我脑子“嗡”的一声，感觉太突然了。什么病？我没敢问，毕竟，女同志的病，有些不便说出口。我问她：“杜虹大姐在哪个医院？”她说：“在东方医院！”

我当即给杜虹拨通了电话，我说：“我明天去东方医院看看你！”她哈哈笑着说：“别来别来，太难看了，我可不想这个时候见人。当我好一点，你再来吧！”我明白了，估计是化疗，她的头发恐怕都落光了。女人爱美，天性，我终于理解了，电影中女人英勇就义前为什么还要化化妆。我一直祈祷着，她的病能早点好，我好去看看她。我也期待着她能突然来电话，告诉我她病好的消息。

一切都是静悄悄的，没有任何人告诉我消息。我是从网上看到她病故的消息的。我骤然一惊，不敢相信是真的。但这是一个重庆的女作家发布的消息，应该是确切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向那位女作家求证了一下，杜虹大姐真的离开了这个世界。

愿我这一篇小小的祭文，能使她在天之灵，得到一点小小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