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木匠

                                 安武林

小小的个子，小小的脑袋，细瘦的身子；打眼一看，这个人就是南方人。整个人就像一件精致的木器，精巧，脱俗，是值得收藏的藏品。

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误解，以为他比我小。当他谦逊而又热情地称我“武林兄”的时候，我总是直呼其名“简平”。我们的性格的差别可见一斑。如果我们的交情还没有达到我所认为的那种程度，我总是吝啬地把“弟”字小心翼翼地藏起来。

他是个儿童文学作家，写小说的，也写散文。我只零星地读过他一些短篇小说，所以对他的印象和评价难免会失之偏颇。我把他归在不上不下的中间水平和层次，而对于他的其他成就则一无所知。其实，我们交往的也不多，私底下仅仅有几次聚会。

有一次，他从上海打电话，告诉了我一件趣事。他孩子订阅了《语文报》，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我一篇文章，就对孩子说安武林是我的朋友。他儿子不相信，觉得人家那么厉害你怎么可能和人家是好朋友。言外之意，是人家厉害，你要是厉害，也在《语文报》上发一篇文章看看。能否在《语文报》发表文章成了他孩子判断一个人水平高低和知名度大小的标准。我大笑，这就是童言无忌的孩子。如果他们懂得全面评价和比较，那他们就不是儿童了。他为了证明自己，便举出了我小时候炸过麻花的例子，这样，孩子才相信我们的确是朋友。

大家都很忙，平素间很少联系。偶尔他到了京城，我才会和他聚聚。后来，我在微博上得知他得了癌症，这才对他格外关注起来。但我有个疑虑，一般来说，得了癌症的人不是万念俱灰，就是在和病魔做痛苦的搏斗。而他在微博里很活跃，让我觉得他不像是一个病人，倒像是在炒作自己。所以，我很少和他互动，只是冷眼观察他。

我想，他得的是什么癌呢？得了癌症的人是什么感觉呢？我很少能见到那种得了癌症的人还在微博上活跃异常的举动。他们就像是战场上拼刺刀的士兵一样，哪有精力做别的呢？要么取得胜利但脱胎换骨，要么光荣悲壮了。

可巧，他要到北京来，约我和卫卫弟一聚。我带着万般的疑问和求证的心理，欣然应诺。

那天上午，我去邮局。在路上，我的脑海里始终强烈地翻腾着一个念头：简平得病之后变成什么样子了？总会有些变化吧？不料，和一骑自行车的老人差点相撞。我不知道躲避老人，目光痴呆地看着老人摇摇晃晃从我身边擦肩而过，我还下意识地抓了一下老人的手臂，怕把老人撞倒。万幸的是，老人没摔倒，我也没被撞上。

晚上见面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把这件有意思的事情讲给简平和卫卫弟听了，他们都开心地笑了起来。我在说话的时候，一直漫不经心地观察着他。我发现他的头发全白了，原来的奶油小生变成了一个沧桑的中年人。命运的大悲大喜总会在人的身上留下鲜明的痕迹。

我大约是非常适合做一名记者的。我总是漫不经心但又坚定地让对方面对我的问题必须作出回答，而我又能让对方放松警惕。我第一个明白的事实是：他是1958年出生的，比我大8岁。我很震撼，又有些自责，看来对人的冷漠和对人失敬的是我在为人处事上的一大缺陷。别人也许可以用狂放和不拘小节来宽容我，但我自己却不能原谅自己。

我点燃一支烟，手有点哆嗦。

他除了是儿童文学作家之外，还是一个制片人。制作过不少有影响力的电影和电视剧。我一直觉得他是个在广电部门的工作人员。难道他是学影视的？

他说：“我没有上过大学，呵呵呵。”

这家伙命运很坎坷，也是属于那种靠文学改变了人生和命运的人。他没有大学毕业证，后来靠自学拿到了文凭。最初，他是一个木匠，现在他还保留着那张木工证书。就像本山大叔说的那句话一样，大约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吧。尤其在职业的生涯上，一波三折，历尽磨难。总是命运面临着转机的时候，一个公章就堵死了他的路。老百姓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对他，却是一个圆圆的图章就能让他印英雄气短。

在上海，有一条路，是他曾经参与修的。

在上海，有两排树，是他曾经参与种植的。

每次他从那里经过，都会感慨万千，都会放慢脚步，去抚摸那些树。

在他得癌症的日子里，他曾经患过严重的抑郁症。

他感慨地说：“一定要吃好的，一定要玩好的，一定要开心地活着。”

我和卫卫弟都笑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一个人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能说出的人生感悟恐怕是最最平常的话语。

我在点菜的时候，点了一盘豆腐。简平豪情万丈地对服务员说：“来最好的！”

我哈哈大笑，这最好的豆腐能有多好呢？不行，一定要上一条鱼。他坚持道。

我终于明白了，我们其实有一些相似的。我是炸麻花出身，他是小木匠出身，我们都是从社会和人生的最底层爬出来的。

虽然我们谈笑风生，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睛总有些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