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小”编辑陈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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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随笔 |
陈彦玲是上海人,有时很婉约,很淑女。大众对她是这么个印象,但在我眼里,她骨子里张扬的却是北方人的豪情,豪气,常常很有一副男子汉的做派。我有时猜想:很有可能,她的父亲要么小时候把她当作男孩子养,要么对她要求极为严厉。一种是必然的结果,一种是反弹的结果。但不管哪种原因,都说明她这个人行动力强、能吃苦耐劳、有超人的社交能力和策划能力,而她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我就不再夸了,免得她尾巴翘上天。
陈彦玲的父亲就是一个出版人,曾经创立过一个出版社。她算是女承父业,也干上编辑这一行。不过在进少儿出版圈之前,她是一家女性生活杂志的编辑,那时,我就是她的作者。我在没有确定儿童文学为创作方向之前,一直写婚姻恋爱家庭的文章,什么《女人的角色》《女人的眼泪》《爱情没有中转站》《山上有座爱情屋》《女人回家去》等等,俨然是一个婚恋指导专家,其实,我不过是久病成良医罢了。那个时候,太太常笑话我,自己一生失败,自己却要指导别人。这话太有杀伤力了,我反驳:“你不见那些炒股失败的人,都去做股评家去了吗?我这也是符合现实呀。”用陈彦玲的话说,我的关于“婚恋家庭的稿件”就在这样的打压下,越来越优秀,越来越精辟,越来越受杂志读者的青睐的。
当她遇到紧急缺稿的时候,她第一个会想到我,马上给我打电话,要我救火。做报刊编辑的,要是手下没有几个能出急活的作者,那遇到撤稿换稿的紧急情况,麻烦是很大的。那个时候,别的杂志编约稿都是和风细雨,而她约稿的态度很让我很奇怪的。她那个语气不容置疑,好像是领导给下属下达任务一样。我正想讨价还价推辞的时候,她就把电话挂了。也许是因她另类吧?仔细一想,都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到了九十年代末期,我转向了儿童文学创作,而她也改行了,做了一家少儿期刊的编辑。
那是一本纯文字的刊物,稿子需求量是非常大的。她很苦恼,一篇一篇约稿很辛苦,于是乎,她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你给我写个连载吧?”我写小散文小诗歌还行,一期六七千字的校园故事,我从来没写过。我正想推辞,她却在电话里不容反驳地说:“好,就这么定啦,我等你稿子!”我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活儿,一下子写了12期,没想到读者反响还不错。后来这些连载在云南的晨光出版社出版了,这是我第一本长篇小说《泥巴男生》,曾经再版过一次。
后来,我到了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做编辑,她去了希望出版社做编辑,成了正儿八经的同行。
每一年,都有很多机会见面。而每次见面,都会留下许多开心的故事。她这个人很能干,社交面广。新的想法新的点子总是层出不穷,好像肥皂泡一样不断地往外冒。一会儿想做这个,一会儿想做那个,不断地追求新奇的有创意的出版想法。她的每一个想法,都会让我的眼睛一亮。当我想做的时候,她就和我着急,好像我抢了她的东西要跑似的,她很生气地说:不行,不能做,要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合作。更可气的是,有些神奇的想法像被潮汐赶上沙滩的贝壳一样,无疾而终。
她来去都像一阵风。这一段时间,像下潜的潜艇一样,无声无息;过一段时间,突然就来电话了:“明天我去北京啊,一起吃饭。”她来了,不是约作者,就是弄选题。我们见面,属于公私兼顾。别人需要我办事情,都是很客气的,最起码要寒暄寒暄,而她从来都是很武断地下命令,比如说:这本书,你要写个推荐语,这是我们社的重大选题。社长很重视,我们社长请你写的,必须完成。至于社长是不是真的说过这话,我可怜兮兮地无从考证,但有一点,估计社长也是偷偷乐的,事情办成就行,只求结果,不问过程了。
有一次,我喝酒多了,给她打电话,深夜一点多了,把她从梦中吵醒了。她惊奇地说:“哎呀,你看看表,现在都几点了,还打电话?”我一看手机,啊呀,真不好,急急忙忙就挂断了电话。后来,她到北京参加书展,黑着脸,很严肃地对我说:“我告诉你啊,我们的婚姻出现危机了,都是你的电话闹的!”我也很生气,至于吗,一个电话就闹成这样了?于是我也正经八百地说:“当你老公来北京了,我当面给他解释!”当我还在为这事思虑的时候,她已经转身给别人打招呼去了。我正想走,她又满面春风、笑咪咪地过来了:“安武林,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人,这是吴总。这位是我的好朋友安武林!”我这个气呀,真有点怒火攻心的味道。怎么是个猴子脸呀,变得真快。
后来,她和老公来北京,我们一起见了面。初见,我就对她老公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很踏实的人,有大智慧的人。话很少,内敛,和陈彦玲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应该属于互补型的夫妻关系。打个比方,陈彦玲要是有一块空地,她总想要种的满满的,花呀草呀树呀,什么都来一点。而她老公是那种只种一样东西,且要种好的人。
我们俩喝着酒,想起了从前,我开玩笑说:“没那么小气吧,听彦玲说我一个电话,你们婚姻都危机了。”他嘿嘿笑了,说:“安老师,她的话你也信。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这能有啥事?”陈彦玲此时已经青蛙一样,呱呱呱笑个没完。她说:“哈哈,我把安武林吓坏了,吓得脸都变绿了。”不过,这也给了我一个教训,和朋友喝酒的时候把手机关掉,这对自己和对别人都大有益处。
后来,她有一次要给曹文轩送稿费,她知道我和曹先生交情很深,便想让我做个向导。这个没问题,我满口就答应了。和曹文轩约好在家里见面,我带着陈彦玲就上了楼。可是,我摁了半天门铃,都没人答应。奇怪,来之前我和曹通过电话的,他说在家里的啊。我说:“要不,把钱从门缝里塞进去吧?”她说:“行,再打个电话告诉下他。”我们正说话,出来一个陌生的老头儿,他警觉地问:“你们找谁?”我赶忙说:“对不起,我们找错了地方。”可不是嘛,我从12楼跑到人家15楼去了。吃饭的时候,陈彦玲讲给曹文轩听,他大笑着说:“你应该让武林把信封塞进去,然后提醒他!”我这个马大哈,这种事情是经常的。
陈彦玲很敬佩曹文轩先生。她有一次很神秘地说:“告诉你,我最崇拜两个人。一个是曹文轩,另一个是安武林!”不管真的假的,反正我心里是乐开了花。没想到,刚过了几天,她突然又宣布:“我告诉你,我现在决定啦,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曹文轩!”变化真快,我只有翻白眼、嗓子疼的份儿了。曹文轩和陈彦玲吃饭,也故意给她助威,一边吃,一边低声说:“彦玲,咱们吃,别理他!”哈,我是又生气又着急,这天真的要变啦!
书展的时候,彦玲又来北京了。呼隆隆,她带着一大群人。每次见面,她都要交代一些事情,然后不顾我的反对,开始疯狂掠夺,每次都是大包小裹把我的书塞得她书包满满的,提走才算结束。而且当着一大群人,她仍旧可以笑眯眯地、大声说,而且一点也不顾忌:安武林,我交代的事情一定要办好啊,你可是我最后一个男友了!看着她拿着我心爱的书出门,心里有点难过,但是听着“发小”的给下的任务,心里也蛮开心的。
常常,在我或目瞪口呆或思绪万千之时,她已消失在楼道的尽头。
哈,发小就是发小,什么都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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