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的蝈蝈》诗集

                                        后    记

安武林

一次推出自己的八本书，虽然不能展示自己的全部创作，但基本上涵盖了大部分的内容。散文、小说、童话，出书没有多少话说，独有这诗集的出版，百感交集，不吐不快。

我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开始是以写诗的面目出现的。80年代中期，我是一个职业中学的学生，疯狂地迷恋写诗。好像每一个日子，都有诗情的勃发，但苦于没有好的形式表达，所以那些日子的苦恼、焦虑，都是缘诗而生。

我曾经坚持了一个月，写诗歌、日记。写了30首，发表了20首，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觉得实在是才力不济，便放弃了。

最初的诗歌，我指的是儿童诗歌，这一部分大都发表在儿童刊物上，如湖南的《小溪流》、贵州的《少年作家》、天津的《中华少年》、江苏的《春笋报》、山西的《中学生文学》、湖北的《少年文学报》、新疆的《华夏少年》等。

最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的《中学生学习报》，是从来都不发表文学作品的。那份报在当时的发行量差不多有几百万份。我盲目地投稿，后来收到该报副总编 王国栋先生的回信，他说他们从来不发表诗歌，但他很喜欢我的诗歌，所以正酝酿开辟诗歌专栏，增设文学栏目。这于我是一个莫大的鼓励。

1986年元旦的时候，我的第一首诗，也是该报发表的第一首诗，《黎明》发表了。之后，我在这份报上发了不少诗歌，而王国栋先生则经常写信来鼓励我。非常有趣的是，每一次信封上写的都是“安武林同志收”，可是一打开信，抬头却变成了：武安林同学你好。一直如此，我也不去纠正。如同现在有些人见了我，总是习惯性地喊我“武老师”一样，我觉得这个思维定势算不得什么缺点，但很有意思。

我是非常感谢他的。直到我上大学后，我的下铺同学董会峰（现供职中国新闻社港台部）惊喜地问我“你是在《中学生学习报》上发表诗歌的那个安武林吗”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份报纸影响有多大。后来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评选的“全国中学生十大校园诗人”，我也有幸名列其中。

大学以后，我突然觉得写诗歌是要靠智性、悟性和灵性的，而自己在这一方面则天资愚钝，不会有大作为，这才如决斗中失败的人一样沮丧地把创作转向散文诗、散文、随笔和童话。那份眷恋，那份惆怅，似乎可以用疼痛两个字来形容。所以，我对诗人和诗歌始终是高看一眼的，觉得他们是高贵的人，是高贵的文体。

悠悠的时光，于我总是爱恨交加地一闪而过。多年不写诗了，但心中的隐痛始终存在着。能出一本诗集，那是我心中的梦想，更是一份华丽的奢侈。

一切是命运，机缘巧合，汶川大地震发生了。虽然那是一个大悲痛，但深深地触动诗人们的灵感和灵魂。也难怪，有人说愤怒出诗人，也有人说痛苦出诗人。我不能不承认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检察日报》是我老发散文和随笔的一家报纸，副刊的编辑们不仅知道我的人生经历、求学经历，而且也知道我的创作经历。一切缘于副刊的负责人，我大学时的师兄的介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一起编校团委的刊物《青年园》，他是社长，我是主编。所以，编辑向我约一首写汶川大地震的诗。我当即写了一首《五月的鲜花》，但觉得太长，就给了《羊城晚报》。我又写了一首《孩子，别怕》。这首诗，在我的博客上一贴出，新浪网就首页推荐，一下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全国有几十家报刊都用了这首诗，其中中小学生的期刊，不少是当作刊首语用的。

一个作家私下里对我说：“你这首反映汶川地震的诗，是所有诗中最好的。”这样的溢美之词，无论真实与否，对我都是一种巨大的鼓励。我似乎感觉到，自己还有创作诗歌的潜力，就这样，我写诗的欲望和热情重新被调动了起来。

收入这本诗集中的诗歌，有我在学生时代发表的，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有热情，有激情，但在技巧方面并不完满，甚至可以说没有技巧。而更多的，自己读了都面红耳赤，就没有勇气收进本诗集了。但我之所以还要收录一部分，是想延续一下历史，延续一下梦想，权作纪念，而读者也可以做一番比较。其他大部分，是我近一两年来创作的新诗。在写诗技巧方面，现在我从金波先生那里受益最大；在题材开拓方面，让我大受益的是高洪波先生。美、情、灵动、童趣，大概是我最渴望表现的东西吧，至于能不能表现得好，留给读者、学者、同仁们去评价吧。

但我特别感谢天天出版社。是她圆了我二十年的梦，了却了我心中的遗憾。这是一件幸福而又快乐的事。谢谢为了我的诗集出版付出辛苦努力的人们，也谢谢能喜欢我稚嫩诗作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