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上的蝴蝶

                                     安武林

藏书票是藏书家的名片。一般来说，拥有个人藏书票的人，基本上都是个藏书家。而藏书家没有藏书票的也大有人在，但这只能说是个缺憾而已。

藏书票产生于十五世纪的欧洲，被人称之为“书上蝴蝶”，大部分都是由黑白两色的微型版画组成，偶尔，也有彩色的。国人喜欢说“金屋藏娇”，而“书里藏票”的意思和藏娇的意思差不多，区别在于一个藏的是美人，一个藏的是美人的照片而已。

我个人的藏书票，是西安文川先生帮我设计的。如同“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诗中的感慨一样，我的藏书票的由来也是有点沧桑感的。啼笑皆非，世事沧桑，不一而足。

很多年前，在西安的时候，我和文川先生有一面之缘。不知道我们是参加什么文学笔会，还是和报社或者出版社的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们认识的。后来他还邀请我参观了他的画室，好像在大雁塔附近。他经营的店面琳琅满目，让我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感觉。吃惊不小。

他笑吟吟地说：“武林兄，喜欢藏书票吗？我给你做一张，你用一本你的著作和我交换吧。”

我言不由衷地说：“喜欢喜欢。不过，我写的可都是儿童作品，这些书你不看啊。”

他说：“喜欢，喜欢。我收藏。”

我说言不由衷，是因为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藏书票。我对旧书和藏书票藏书家这些称谓还没有什么深厚的感情，更谈不上什么了解。我只不过是为了让文川先生高兴罢了。好像那个时候，我对人淘旧书还很不屑一顾的，觉得人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淘旧书上得不偿失，不如去书店买本新书。基于这种观念和认识，我对文川先生的话基本上是秋风过耳，根本没往心里去。

很多年以后，我也热衷于淘旧书了。每到一个城市，先要去淘旧书。在呼和浩特，在太原，在苏州等，每次去，都会拉回一大箱子的旧书。而我也专门买过一些藏书票集锦之类的书。想起从前那种不可一世的骄横，自己都有点好笑了。年轻人的血气方刚，知识的浅薄，在我身上有了充分的表现。现在见了更年轻的狂人，是非常能理解的。

我和孙卫卫是好友，也是书友。彼此对旧书都有一种深刻的喜爱之情。不仅一起淘过书，而且一起写过淘旧书的同题作文。如有机会淘书，彼此都会买几个复本留给对方。他是西安人，不知道在什么场合下认识了崔文川先生。

有一次，他兴奋地对我说：“武林兄，喜欢藏书票吗？我让西安的文川帮咱们一人设计一个。”

我说：“是哪个崔文川吗？好啊，喜欢！”

他说：“不过，你个人的书要送他一本。”

哈哈哈。我心里先笑了。看来多年以后，他还是保持着交换的条件，而且交换的条件没变。我只是隐隐有些担忧，这个文川会不会想起多年前的不快而拒绝给我设计藏书票？我转而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想必天下人都不会像我这么小气吧？就算他想起我而有点不快，还有卫卫弟的面子在，他不应该拒绝的。

等待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焦灼的。我好几次都沉不住气了，打电话给卫卫，问这个文川是怎么回事，蜗牛一样，我的书早寄去了啊。卫卫弟觉得难为情，忙陪不是，“我催催，我催催。”好像他欠了什么东西而迟迟不归还一样。后来，我也释然了，不再催卫卫了，耐心地等待着。像革命烈士发誓要把牢底坐穿一样，我就不信等不来这个藏书票。

后来，卫卫弟兴奋地告诉我，藏书票寄来了，他哪天有空送给我。我们经常聚会的，所以，我更是兴奋，兴奋地期待着我的蝴蝶向我飞来。在我没有拿到藏书票之前，卫卫回西安了，和报社一批朋友吃饭，其中就有崔文川。卫卫说：“安兄，我代表你请大家了，我们俩一起请的，你给大家一人说几句吧，大家都想和你说几句。”这些人都是我和卫卫共同的朋友，所以很亲切。轮到崔文川先生的时候，他说：“武林兄，让你等着急了。我给卫卫快递过去了，他出差，结果又给退了回来！不好意思啊。”我开心地说：“没事没事，怪我小气，急切地想看到你给我设计的藏书票什么样子的。”

我的藏书票像邮票的小型张一样大小。黑白的。一个俊朗的人物肖像图，正在阅读一本书。这本打开的书的封面上，是一行竖写的拉丁文“EXLIBRIS”，这是国际通行的藏书票必标的一行拉丁文。这个人物的脸上有光，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光并不是灯光，给人的感觉是书里面发出的光映照在这个夜读人的脸上。它似乎传达了这样一种信息：书里有光芒。书不仅给人以思想的烛照，而且也能点燃黑夜——人生的。理想之光，信仰之光，都在书中。人物额头上，鼻子边上，下巴与脖子，都有木刻细致的纹路，黑白的布局，比例，都恰到好处。在最底端，留有一行白字：安武林藏书。

我感慨：文川先生费心费时了。且不说制作需要花费的辛苦与时间，单就图的构思，恐怕也要费些时日的。

我喜欢“书上蝴蝶”的称谓，而藏书票实在是说明的文字，和所有的票一样。若要给人美妙的联想，还是这纸上的蝴蝶。若这藏书票是蝴蝶的话，那么每一本书都是一朵花了。蝴蝶栖息在花朵的上头，就有了春天的味道，香艳的味道，以及你能穷尽想像的所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