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地板上面的大人

                                             安武林

韦苇先生长着一颗让漫画家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标致的脑袋，圆而长，且微微向里凹进去一些，如果让那些搞漫画的做人物素描练习的话，他的脑袋绝对可以做模特。头顶上稀疏的几根花白的冬草桀骜不驯地摇曳着，让人肃然起敬。也许是从小在田野上沐浴足了阳光的缘故，所以呈黑紫色，以至于后来南方的水无论如何也洗涤不掉那层健康而又醒目的黑紫色。他的笑声尤其有特色，爽朗一笑，从来都像狙击手们的子弹一样，“哈。哈，哈。”的，一个笑一个笑地往外蹦，而且拖着悠长的腔调。

韦苇先生是教授，翻译家，对世界童话有精深的研究，尤其是外国童话的发展史，他写过专门的著作。其实，他也写过一些儿童诗和童话的，但这些成就远远不足以和他的学术以及翻译方面的名声相比，所以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还搞创作。像我这样胡子眉毛一把抓的人好像比他的虚名要大得多，但这也不过是个电视剧演员混个脸熟而已。韦苇先生是我的朋友，师长，但他很少以师自居的。他是一个坦率的可爱的人，真诚的清澈的人，纯朴的令人敬佩的人，但他的骨子里面却有一份飘逸的清高。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你很可能会惹恼老人家而让他大光其火，虽然我并没有看到过他发火的样子。

韦苇先生和我结缘，非常偶然。我们是在一次儿童文学的笔会认识的。我们一见如故，完全是因为卡尔维诺的缘故。那天夜里，我在他的房间和他聊起了国外童话，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结果谈到了《意大利童话》上。我说我其实更喜欢他的成人作品，那些明亮的富有童话色彩的成人小说。韦苇先生很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像发现了外星人一样出神地看着我，他说：“啊呀呀，你还知道卡尔维诺啊，我和圈子的很多人谈他们都一无所知。”我们兴致勃勃地聊了很长时间，那一次，让我们开始相互关注对方的一切。

我发现韦苇先生和我很投缘，除了他的坦率和真诚之外，他经常小酌两杯的习惯也让我欣赏。每次开儿童文学笔会，我都喜欢陪他喝上几杯。几杯酒下去，他的肤色就变成红色的了，似乎还放着光。我们粗喉咙大嗓门，旁若无人，有时候还争抢着说话。好在他的语速不快，总是让我先占了制高点和话语权。韦苇先生马上就恢复了长者和学者的风范，他一会儿眉毛向上扬一下，一会儿哈哈大笑几声，一会儿又很权威地评点几句。记得在青岛，我在他的房间又谈起了国外的童话，没想到我们因为《柳林风声》和《夏洛的网》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大家都针锋相对，寸土不让。我突然发现自己过火了，马上闭嘴，看见韦苇先生不悦，我哈哈大笑，想扭转一下气氛，他却没笑，很严肃。这件事情让我后悔不迭，提醒自己引以为戒，后来再也没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

有一次，我去参加全国儿童诗年会，和他不期而遇。我看见他穿着一件白色的中式对襟衬衫，上面还绣着龙的图案，看起来很精神，颇有点中华老人神采奕奕之感。我打趣说：“哎呀，韦苇老师你很时尚啊，这衣服很潮流。” 韦苇先生有点得意地说：“是我的学生给我买的。”他有几个弟子，在儿童文学、评论、出版圈内大名赫赫，让他颇有自豪感和成就感。而他的弟子们，对他总是格外敬重。即便他不在场，汤素兰也会对大家说：“大家都不许说韦苇先生的坏话啊，那是我老师啊。”韦苇先生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总会语惊四座。这倒不是他有什么高明的见地，而是他喜欢实话直说，不藏着掖着，也不怕得罪人。仅此一点，很多人便做不到。

韦苇先生是个有个性的人，尤其是在读到他翻译的国外童话作品时，我会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他个性化的语言，总显得与众不同。读着读着，有时候我都会发笑。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如果没有自己个性化的语言，那实在是一种悲哀。虽然他对某些作品的认识和评价和有时候和我相左，甚至是严重冲突，我依然认为这是一种美好的品德，而且也不会妨碍我们之间交往。

韦苇先生有那种闲云野鹤般的风采，每年他都会去云南走走。因为他女儿在那里。他也会去看看他的老朋友，比如说吴然什么的。他对生活乐观而又淡定，从容而又洒脱。我很少听说他在圈子里争抢什么名分和地位。女人对他评价是可爱，男人对她评价是实在。一个朋友对我说：“你给韦苇先生灌什么迷魂汤了，他老人家从北京回来后四处表扬你。”我开玩笑说：“没什么，就请他老人家喝了半瓶茅台，半瓶汾酒。”这当然是玩笑话，我们之间那些坦诚的交流，以及相同的血气和精脉，是不需要别的东西充当桥梁的。

韦苇先生不是我的先生，是我的兄长。《住在地板下面的小人》是一部外国童话名著，而他，在我看来就是住在地板上的大人，跳跃的却是一颗童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