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经历的必然性
安武林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作家，但每个时代的作家所做的事都是一样的：就是如何让自己的作品穿越时代而成为永恒。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自己童年，但每个成人的心愿都是一致的：就是如何让孩子们的童年变得丰富多彩，从而成为一生的美好回忆。但不能否认的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自己的时代所留下鲜明的烙印。杨明火和他的长篇小说《特派员的儿子》，就是很多例子之中的一个。
我一向喜欢战争小说，无论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作品。在阅读杨明火的小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闪闪的红星》这部小说。阅读的经验总是很有趣的，它总要触类旁通地把你带到另一个作品的阅读记忆中。它们的题材是相似的，都是写战争年代的故事的。用樊发稼先生的话说，是革命历史小说。《闪闪的红星》写的是潘冬子成长的故事，《特派员的儿子》写的是一个男孩敏儿的成长故事。但他们的家庭结构是相似的。父母都是革命者。这样的比较是有意义的。
每个人都要慢慢长大，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成长文学的内涵。他们的精神、情感、生理、心理、意志、人格都要经历一个成长的过程。这就是童年经历的必然性。那么，让我们的孩子经历一些什么，如何让他们成长，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这就是作家们下意识要做的一些事。在我们的儿童文学领域内，无意识的东西很少，所以，我们的儿童文学很不适宜用精神分析学的批评方法来进行批评。杨明火的《特派员的儿子》和《闪闪的红星》一样，选择的都是现代孩子们所不熟悉的革命历史题材。
我们现在很少有人提倾向性的问题了，一个作家的选材方面的决定，就会决定一个作家作品的历史走向，也就是说可以直接体现一个作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很显然，热衷于历史题材的作家，他很看重的就是历史的传承。至少，杨明火先生认为传统是不能丢的。历史不能断裂。《闪闪的红星》和《特派员的儿子》的作者都有这种忧患意识。很显然，我们现代的孩子在这方面的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在当今的孩子们看来，敏儿和潘冬子的经历已经是神话了。如果撇除艺术性的感染力不谈的话，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和那些血与火的历史发生共鸣。
我们当下的小说，几乎全篇一律都是时代的特征，但很少有特色。你找不到地域特征，很难能确定故事的发生地。《特派员的儿子》和《闪闪的红星》则是很明显的。如果把二者相比较的话，我们看到的是《特派员的儿子》更富有人性化的味道。《闪闪的红星》倡导的是革命精神的延续，而《特派员的儿子》刻划的是一个少年成为革命者的经历。不用去考量二者故事的差异，仅从书名中我们就能看出两个作家的价值取向。《闪闪的红星》重在渲染环境的恶劣性和斗争的严酷性。《特派员的儿子》重点在于写主人公如何克制自我并表现机智。但它们的相似性在于：两个主人公都表示出了对革命的坚定和对革命事业的神圣追求。在潘冬子和妈妈的对话中，在敏儿和父亲的对话中，我们都可以很清晰地认识这一点。
我非常乐于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特派员的儿子》比《闪闪的红星》细节更多，更令人信服，更儿童化。在《特派员的儿子》和《闪闪的红星》主人公数量对比上，和他们之间活动的范围中，我们更能看到杨明火的作品是纯粹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作品。敏儿基本上是在孩子们中间活动。无论是他喜欢的但始终遭到误解的女孩吴仿月，还是和他有敌对关系的黄大发，甚至在救人的细节中，我们都能看出杨明火先生的作品定位。更何况在敏儿的周围，还有永旺、振国、小苟等。这些人物的比例关系能够充分证明《闪闪的红星》和《特派员的儿子》的定位问题。
《特派员的儿子》语言很有特色，作者可能是个诗人的缘故吧，语言风格具有很大的跳跃性。一会儿来几句诗，一会儿又是口语，一会儿又是散文式的描写。不同的语言特色转变，会给人阅读带来一种新鲜的阅读快感。在我所阅读过的战争小说，尤其是儿童为主的小说中，是很少有的。那些明快的，细腻的，有时候是凝重的语言，给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动态的和静态的生活风貌。阅读杨明火的作品的时候，我想到了“起伏”一词。这个起伏不是故事的起伏，而是语言本身的起伏。这种起伏是不是具有广泛的被读者喜欢的基础呢？我不知道，但我本人是喜欢的。
我总想，童年的经历会对人一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像小英雄雨来－－小兵张嘎——潘冬子等等，这些英雄的形象，不仅仅属于儿童了。我相信，他们的成长经历对我们现代的孩子绝对有现实的意义。尽管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英雄，但他们不畏惧困难，不怕挫折，向着理想坚定不移地跋涉的过程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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