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吉地处浙江北部，历史悠久，新石器时期先人沿西苕溪两岸栖息，秦统一后为故鄣县，秦末置鄣郡。东汉中平二年，割故鄣县南境置安吉县。境内古墓广为分布，尤以汉晋墓葬最为多见。随着近年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出土资料的不断丰富，对汉晋古砖的了解也进一步深化。

一  汉晋砖室墓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

历来论述汉晋砖室墓产生、滥觞原委，无不与厚葬之风奉行、当地经济繁荣、豪门富庶集聚相联系，认为砖室墓均系贵族墓室，是经统治阶级倡导而形成的墓葬风俗。然而从考古发掘显示，安吉境内砖室墓极为普见，随葬印章均系普通私印，可以推见砖室墓并非仅系贵族墓室，其产生发展应是流行于民间，正如古代诗歌（如《诗经》、《乐府》等）、社会习俗一样，往往初始于社会底层和人民群众间。而后随着厚葬习俗发展，为社会所广泛采用，成为一时之风俗。

砖室墓的产生，是在战国、西汉土坑墓、木椁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安吉境内最早的砖椁墓出现于西汉晚期，最早的纪年砖则出现于东汉永元七年。砖椁墓盛行于东汉中晚期，境内发现大量砖室墓，包括部分较大规模的家族墓葬。两晋后呈式微之势，砖文的形式与墓葬的规格日趋单一。这和当时人本思想的发展相一致。

西周时期随着“五行”观念的出现，“唯天独尊”思想开始动摇，春秋、战国“抑天尚土”思想的兴起，把人们的思想观念从天上拉回地上、人间，最终面对人类自身。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出现了墓葬制度和礼俗的变化，“谓死如生，闵死独葬，魂孤无副，丘墓闭藏，谷物乏匮。故作偶人以待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论衡·薄葬篇》）。反映在陪葬器物的组合上：增加了各种日常生活用品，衣食住行等象征物无不纳入墓葬中，模仿生活场景。东汉中晚期砖文中大量出现“富贵”、“高迁”、“宜子孙”、“大吉”等面对现实的吉祥语内容，甚至出现了“听事堂”、房屋等居住场所。汉代尊崇儒术，实行“举孝廉”制度，“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废屋卖业。”（《盐铁论·散不足》）厚葬习俗“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后汉书·光武纪》），盛行于民间。三国、两晋时期，官府提倡薄葬，曹操曾下《整齐风俗令》，禁立碑、厚葬。加上儒、佛、道三家思想开始盛行，墓砖的装饰减弱，糅合三家思想的堆塑罐出现，成为新的寄托物。到了东晋，墓砖出现的莲花图案，更是佛教初始阶段的体现。

另外，从安吉汉末砖室墓盛行、砖文丰富多彩可以看到：尽管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繁，而当地则相对安宁，“光和末，张角乱，此乡守险助国，汉嘉之”，汉灵帝于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割故鄣县南境置县，取《诗经》“安且吉兮”之意赐名“安吉”，此即安吉建县之始。当时县治设于天目乡（今孝丰），但至今不知具体地址，从汉末墓葬分布可以推断，当时县治应设在今安泗、洛四一带。

二 汉晋墓砖的规格、制作及砌筑

北方、中原地区流行画像石墓，砖室墓一般用大型空心砖。我地墓砖均为小型条砖，砖青灰色，一般长30-38厘米、宽14-18厘米、厚4-7厘米，规格多种，有长方形、刀形、楔形、榫卯形四种，以前两种多见。

早期墓砖多为素面，以实用为主，随着对形式美的追求，进而在砖上创造出各种各样的文字和纹饰，将实用性与审美功能融为一体。到东汉中期开始模印文字图案，大多印于砖的侧面，也有印于砖顶端的。其制作过程先将文字或图案雕刻在木模上，再把木模压印在未干的砖胚上，晾干后入窑焙烧。雕刻技法有两种：一种是阳线雕，经过模压的砖的平面上稍凸起线条，线条粗细曲直较为均匀，这种手法较为明快简洁，醒目传神，概括性强。另一种半浮雕式，多用于动物的躯干，使之凸成圆弧，有立体感，如“双凤”砖。印模时可以一模印出，也可连模接印。由于工匠粗心，经常会出现“反文”。砖面图案一般用拍印法，即将雕有花纹的木板拍印到砖胚上，有时因拍印不慎，有重叠或仅印出一半纹饰的现象。少数也有用模印法，如“阳遂复世”砖。模具应是木质，在墓葬和砖窑遗址的发掘中均未见有陶模出土，由于木材易烂，故而也未见木模出土。砖重不便运输，往往就地为窑，砖窑以小型为多，一般位于墓室附近数米至数十米之间。数墓一窑、一墓一窑、一墓数窑均有发现。窑炉皆为半倒烟马蹄形窑，掘于地下，由灶门、灶壁、烟道组成。“凡烧变砖瓦之制，前一日装窑，次日上水窨，更三日开，候次透及七日出窑”（《营造法式·窑作篇》），窨水砖呈青色，未窨水的则呈红色。青色窨水砖防冻耐牢，故汉晋墓皆用青砖。在发掘中，曾于砖窑遗址发现红砖，应该是当时未被充分窨水的次砖。另外，窑膛湿度过高，水分凝聚砖表，会在砖表形成“青釉”的效果。

砖用于砌筑墓顶、墓壁、墓底，砖间用泥浆胶结。墓顶有券顶和穹窿顶两种，券顶用刀形砖券筑；穹窿顶呈方锥或圆锥式，合缝处用一楔形砖密闭。墓门也用刀形砖券砌。墓壁主要采用顺砖平砌与丁砖侧砌上下层相间的组合形式，壁厚两砖宽。墓底砖的排法有横排通缝、横排错缝、人字缝等，铺砖一到四层。

三 汉晋砖饰的内容

安吉出土的汉晋古砖，从内容上可分为文字砖和画像砖两类。

文字砖包括纪年、吉语、记名、记事数种。

纪年  记载墓主死亡、墓砖烧制或棺椁砌筑年份。东汉、三国、两晋均有发现。东汉有永元、元初、永兴、永寿、熹平、中平、永汉、初平、建安；东吴有太平、建兴；西晋有太康、元康；东晋有升平、永和。其中“永和二月十三日辛卯阳裳物故时太岁在辛”是记载墓主死亡年份；“太康六年八月廿日作”是记载墓砖烧制年份；“永兴元年太岁在丁巳李氏泊造作斯椁坚牢复好”是记载棺椁砌筑年份。

纪年砖是墓葬断代的可靠依据，它的形式，最简单的只记年号，如“元康”；其次是年号后注明年份，如“永元九年”；再次是年份后注明月日或干支记时，如“建兴二年八月卅日”。另外，一部分纪年砖是以纪年为主体，后面带有记名、记事、吉语，组成一件完整的砖文，接近于以后的墓志。还有在纪年后带有画像的。

吉语  常见的有：万岁不败、万世不败、富贵、阳遂复世、大吉祥、吉昌、宜官、宜侯王、高迁、长寿、安乐等等，尤以“万岁不败”最为多见，已发现三十余种。吉语类砖铭其形式有数字到十数字不等，也有与图案相结合的。这些吉语文辞优美，言简意赅，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表达了对死者的美好祝福，也是生人对死者的一种怀念和寄托。值得一提的是，砖文中有一较为特别的吉语：神土在世有屈申，表达一种对土的信奉和对人生的感悟。

记名  记名砖主要内容是墓主人或匠人的姓名，如“盛氏作”砖，盛氏当为匠人姓氏，“张宜阳君”张宜阳应为墓主人的姓名；有的在姓名前加上记年或冠以官职，如“永元七年七月故鄣长王君、丞张卿复阳冢”砖；也有不直接称墓主名讳而用尊称者，如“师府君听事堂”砖，“师府君”即是尊称。

记事  记事砖较为少见，仅“永兴元年太岁在丁巳李氏泊造作斯椁坚牢复好”一砖兼有纪年、记名、记事之功能。

除文字砖外，还有大量画像砖，其题材主要是动植物及几何纹，常见的有：房屋、兽面纹、鱼纹、凤纹、虎纹、龙纹、钱纹、网状纹、云纹、弧纹、菱形纹、柿蒂纹、叶脉纹、车轮纹等。

房屋  房屋反映在画像砖里，尽管非常简洁，仍可看到当时一般建筑的基本结构：墙、柱、屋顶等。

兽面纹  兽面纹是汉人继承先秦饕餮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而选创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神兽的形象。当时人们认为疾病、灾难是鬼魅作祟的结果，甚至认为死后会受鬼怪干扰，于是用神兽驱除鬼怪。

鱼纹  鱼纹在汉晋砖中最为常见，鱼的繁殖较快，鱼纹寄托着先民们繁衍后代的希望。其谐音“余”，倍受时人喜爱。砖饰上的鱼纹，变化多样，丰富多彩。鱼目或作点状、或作圈状；鱼鳞或作点状、或作弧状、或作网格状；鱼唇或紧闭、或张开、或上翘。也常与钱纹相结合，取“家有余钱”之意。

凤纹  凤是鸟中之王，“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五彩，名曰凤凰。是鸟也，领食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山海经》）故以凤纹以寓祥瑞。

虎纹  虎也是辟邪的神物，白虎是“四灵”之一。我国古代习俗以为虎可驱除邪恶，《后汉书·礼仪志》注引《山海经》曰：“画虎于门，当食鬼也。”

卷云纹  卷云纹是从青铜器上葵纹演化而来，吸取自然界的云朵、蘑菇等因素，最终形成较为抽象的定型图案。《诗经》云：“卿云烂兮，纠缦缦兮。”云纹含有吉祥之意。

莲花纹  莲花纹仿照荷花的造型，是典型的宗教纹样，与印度佛教传入有关。在民间，“莲”与“连”、“廉”同音，可寓意“连年”、“廉洁”之意，象征持续、久远、纯洁、清白。

其他纹饰如钱纹、网状纹、环纹、弧纹、菱形纹、三角纹、乳丁纹、拱形纹等，大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关。钱纹是钱币的象征，网状纹是渔猎的产物，菱形纹与窗棂有关。另外还有柿蒂纹、叶脉纹、车轮纹等，均取材于大自然。作为装饰图案，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模拟，间接地、潜在地折射着当时人们的思想意识。

几何纹多种多样，有时与其它画像、文字组合在一起，既填补了空间，又使构图和谐，生动活泼，增强了装饰性。

另外画像砖的用线多刚劲挺拔，而且用线简洁，往往抓住表现对象的基本特征，寥寥数笔将其刻画出来，这也体现我国绘画以线造形的艺术特征。

四 砖文提供的书法信息

南方画像砖相对北方而言，显得单调，而文字砖却以其丰富的内涵成为汉晋民间书法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

砖文著录最早见于宋代，洪适《隶续》收砖文五件。到了清代，受到金石学家重视，大量金石著作收录砖文，如《八琼室金石补正》、《砖文考略》、《浙江砖录》等等，特别是陆心源《千甓亭古砖图录》，收砖文一千三百二十余品，以纪年砖为主线，按时代排列，考证详明，砖文按原拓影印，很有研究价值。

汉代是汉字发展变化的繁荣期，多种书体、不同风格的文字同时在社会上使用，这种局面也反映在砖文上。汉晋砖文的书体有篆书、隶书、楷书多种，篆书则小篆、缪篆、虫书并存。

小篆结构严谨、体势圆转，在当地的砖文中较少见到，“宜官”一砖的“官”字带有这种特征。缪篆是变小篆圆转为方折而形成的，以前把缪篆作为印章的专用字体，又称之为“摹印篆”，袁枚在《缪篆分韵》序中说：“秦书八体，五曰摹印……汉定六书, 五曰缪篆, 缪篆摹印所用也。古文二篆繁简不同，而结构皆圆，以篆刻印，宜循旧体，则圆为方，分朱布白，屈曲密慎，有稠缪之象焉”。殊不知在砖文中也大量存在。缪篆没有固定的结构，可长可短，可简可繁，很适合砖文的表现形式，如“常虞驩”、“永汉元年”等，同时，缪篆进一步装饰化，点画参入鸟虫造型，形成以屈曲廻绕为特征的虫书，如众多的“万岁不败”砖。这些砖通过变形夸张以美化文字线条，合理利用边栏界格组成完整的审美空间，呈现特有的艺术风貌：无论是线条的变化与协调，还是布白的错落与匀整，都表现得严密而完整。当然，过分追求装饰化有悖于表现书法的本质美，不是书法的主流。在篆书砖文中，由于结构和空间的需要，有时对笔画进行简略，有一定的随意性，如“万岁不败”砖铭发展到西晋，文字简略几乎不识。有时还会出现合文现象，“官作乐大吉”中的“大吉”二字即为合文。

隶书是砖文书法的大宗，它是由篆书圆转婉通的笔演变成为方折的笔画，字形由修长变为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运笔由缓慢变为短速，从而显示出生动活泼、风格多样的气息。吾丘衍《学古编字源辩字》云：“……五曰八分：八分者，汉隶之未有挑法者，比秦隶则易识，比汉隶则微似篆，若用篆笔，作汉隶书，即得之也。六曰汉隶：汉隶者，蔡邕石经及汉人诸碑上字也，此体最为后出，皆为挑法……”汉代砖文八分为多，两晋以汉隶（即古隶）多见。简化的缪篆即是八分的雏形，“永元七年七月故鄣长王君、丞张卿复阳冢”、“永元九年”是八分，其特征：用笔转折多存隶势，行笔中有明显的篆意，颇有以隶势作篆的风格，敛纵随心，收放得体，耐人寻味。有的砖文篆隶并存、篆隶相兼，如“宜子孙”砖，“宜”是篆书，“子孙”是隶书；“富贵祥宜侯王高迁”、“神土在世有屈申”则是篆隶相兼、亦篆亦隶，用笔直率、自然朴茂。两晋砖中，“太康二年太岁辛丑九月十六日栋建起功作柩”、“太岁在戌午”、“永和二月十三日辛卯阳裳物故时太岁在辛”是明显的汉隶，基本上已看不到篆书的意味。在笔画上具有波、磔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所谓磔指右行笔画的笔势开张，收笔形如燕尾。具有舒展灵动的气度，同时笔画纵横错落，又有一种奔放不羁的趣味。在字形上，八分相对方正，古隶趋于扁平，故而两晋砖铭文字相对较长。由缪篆、篆隶相兼、八分、古隶，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隶变轨迹，砖文是研究隶变最直接的资料。

西晋开始，在隶书的基础上出现了楷书化倾向，初期“楷书”（即今隶），仍残留极少的隶笔，结体略宽，其特点，诚如翁方纲所说：“变隶书之波画，加以点啄挑，仍存古隶之横直”。“太康八年太岁在未朱譔”和“元康作甓”等字明显带有楷书化倾向，另外“元康作甓”砖侧的“万岁不败”则沿用虫书，多种字体同时出现在一块砖上。

在总体风格上，汉晋砖文也略有不同：汉砖文字端庄浑穆、古朴大气，体现了一种以大为美、以力为美的朴拙雄浑的审美境界，汉帝国开拓的气势、信心和力量同样浸透在小小的砖文上。晋砖文字气势减小，空间处理趋于疏朗，更注重趣味性，虽少了一点庄严之气，但“两晋风流”的潇洒疏逸之趣却得到了直接体现。

五 吴昌硕对砖文的借鉴

大道存乎瓦甓间，砖文作为民间书法的重要部分，其艺术风貌主要表现在：气势浑厚雄强、线条潇洒劲健、结字奇诡多变、构图空灵自然，它所流露的稚拙天真之美倍受书画家特别是篆刻家所喜爱和借鉴，安吉籍艺术大师吴昌硕在这方面卓有成效。

吴昌硕自幼生活在安吉，残断汉砖随处可见，幼时正逢战乱，家境贫困，故常将断砖磨平以代印石，学习刻印。而立之后曾寄寓湖州陆心源家，获观千甓亭藏砖，并协助陆氏整理藏砖。吴氏所刻“既寿”一印，边款“仿汉砖文，俊卿”，实是仿千甓亭藏“既寿考宜孙子”砖。在吴昌硕的篆刻中，有不少仿砖文之作，如“仓石”印，边款“盐城得仓字砖，兹仿之”；“不雄成”印边款署“光绪乙酉于吴下获大贵昌砖，摹此”；“八百石洞天仙客”亦为“拟汉砖文”；“道在瓦甓”印边款“旧藏汉晋砖甚多，性所好也，爰取庄子语摹印”。他在《缶庐别存自序》中提到：“予嗜古砖，绌于资，不能多得，得则琢为研，且鎸铭焉。”在诗文中也屡屡提到砖文，如“缶庐道亦在，残甓抱左右”、“瓦甓幸饶秦汉意，乾坤道在一盘桓”、“始皇焚书书浩劫，道在瓦甓未易磨”、“赤乌残砖偶拾得，寄穷措大胜金错”、“赤乌认八分，波磔谢古茂”、“天纪篆文蟠云雷，阿仓获此如获碑”、“以砖颜虚室，人诗两劲瘦”(吴昌硕曾以“禅甓轩”颜其室)等。可以看出吴昌硕对古砖朴拙天然之美的深切感受和理解，对其艺术起到某种决定作用。吴昌硕借鉴砖文，早年尚取其形，三十二岁刻的“既寿”一印直接摹仿砖文，三十三岁刻的“道在瓦甓”印中“在”字直接以砖文入印。中年后所作，如“听有音之音者聋”、“泰山残石楼”等，完全取汉砖神韵，将砖文粗率自然之美、朴拙天真之趣融人印中，其作品中流露的高古雄浑、朴陋古拙金石风味的审美感受，正是他艺术的灵魂所在，而这一切无不与砖文的气质相通。

吴昌硕的艺术实践，为印人治印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当然，吴氏对砖文的借鉴还未达尽头，但已为我们如何学习借鉴汉晋砖文提供了极为有益的经验。

总之，汉晋砖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想象力，无论在内容和艺术上都给我们很多启发，是我们研究墓葬习俗、文字嬗变、雕刻绘画、金石书法的重要实物资料，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提供的历史信息和研究价值更将不可估量，这一宝贵文化遗产正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研究和发展。

                                                              丙戌仲冬于抱甓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