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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收入的四本曲艺书

(2013-03-24 17:43:30)

    定然使然,最近在市场遇到一些曲艺方面的书,有的就是不经意一瞥发现的,品相一般,价格也不贵。寻书最大的乐趣不在于发现,也不在于收入,而是回到家一点点考据书的版本、作者、内容和书后的故事,每有殊异发现,便欣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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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辽宁分会编,内部版,1979年

关于收藏者:前言称该书文字是傅惜华先生珍藏。傅惜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俗文学研究专家和藏书家。他又名傅宝泉,1907年农历五月初五,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姓富察的满族家庭。他出生后不久,旋即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满洲贵族统治了250多年的大清王朝,以后又是各路军阀连年混战。社会的动荡使傅氏家族的生活每况愈下,所以,傅惜华在北京蒙藏专门学校毕业之后,就没有能继续升学,而是走向了社会。但他从学生时代养成的博览群书和刻苦钻研的习惯,为其以后从事艺术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少年时代的傅惜华在兄长傅芸子的影响下,对我国的俗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进入了艺术研究的殿堂。傅惜华从19岁时起,便在北京的《益世报》上发表了《戏曲汇考》一文,从此便一发而不可收。他用过的笔名有碧蕖、曲厂、曲盦、曲庵、涵沪、寒山、仲涵等,因其书斋曰碧蕖馆,故其别号又名碧蕖馆主。
1931年,傅惜华在梅兰芳、齐如山等人创办的北平国剧学会任编辑部主任,代理事长,并参与主编了《国剧画报》、《戏剧丛刊》。他曾与傅芸子主编《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1941年后,没有上过大学的傅惜华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戏曲。建国后,他在梅兰芳为院长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任研究员、图书馆馆长等。

藏书话:文人参与创作的曲艺,恐唯子弟书莫属。雅致而不孤高,细腻而不矫情让子弟书成为清末文学绽放出的最后一朵奇葩。多年前夜听骆玉笙先生京韵大鼓《剑阁闻铃》,一句“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眼泪夺眶而出,子弟书之美不能言表!今得遇此书,幸甚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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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吴研人著(卢叔度辑注)《俏皮话》(附录:新笑林广记、新笑史)

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一版 1981年二版二印

关于作者:吴研人,(1866年—1910年)清末小说家。原名沃尧,字小允,又字茧人,佛山人。笔名有偈、

佛、茧叟、茧翁、野史氏、岭南将叟、中国少年、我佛山人等,尤以“我佛山人”最为著名,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

藏书话:书中之笑话,今天读来大多已不好笑,甚至寡味,联系当时背景,可知其意味深远非哈哈一笑所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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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铃 范宁周妙中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

藏书话:说话艺人的底本。是随着民间说话伎艺发展起来的一种文学形式。话本起源于中国唐代人的说话,也称作话。话本在宋代逐渐盛行,开始有刻本流传。话本一般指小说、讲史、说经等说话人的底本,但皮影戏、杂剧和诸宫调的底本,也称作话本。后来还有人把明清人摹拟话本而写的短篇白话小说也称为话本。又有人只把小说家的底本称作话本。话本多数以叙说为主,中间穿插一些诗词,也有以唱词为主的。明代人则称为评话或词话。元代以前的话本留存不多,讲史家的话本一般称作平话,小说家的话本多称作小说,还有称作诗话的。话本本来是说话人演讲故事的底本,往往只是略具梗概的提要,编印成书,就成为一种通俗读物,形成一种特殊的体裁和风格,代表中国白话小说的一个发展阶段。明清人模仿话本体裁而写作的短篇白话小说,近人称为拟话本;讲史类的作品则称为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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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汕校订,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一版一印

  《花笺记》是明末清初广东弹词木鱼歌创作作品,全称《第八才子书花笺记》,59回。《花笺记》是粤调说唱文学唱本的佼佼者,在海内外粤语华人中极为流行。老一辈的闺阁妇女们,几乎无人不晓、无人不爱。它由乡村走到城市,从民间传唱走上粤剧舞台,三百多年来传唱不绝,在国际的流传和影响也是在木鱼中首屈一指。《花笺记》原作者未祥。但在外省的宝卷、弹词、鼓词、子弟书等说唱文学中,未见与之相同的故事,似可定为创作的作品。
  《花笺记》写的是书生梁亦沧与女子杨瑶仙、刘玉卿三人的恋爱故事,《中国俗文学史》说它写“少年男女的恋爱心理、反复相思、牵肠挂肚,极为深刻、细腻。文笔也清秀可喜。”它仿效章回小说,全文分五十九回,通以四字作目,每回多者二百多句,少者仅十六句,做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在文字上,它以文言为主,却又不矜于古奥,还插入不少广州方言,整体“清秀可喜”,可说未为过誉。其遣词造句尤为活泼,很有特色。如“房中化物”一回,连用三字迭句,反复渲染而不觉繁冗。
 
《花笺记》最初开始被学术同仁所传知,得力于四个人。第一个是俗文学的开山大师郑振铎先生。1927年,他避难巴黎,沉奋于国家图书馆。8月中旬,他向上海寄出了一篇题为《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中国小说与戏曲》的长篇学术研究报告,(发表在当年《小说月报》十一号)。文中介绍了四十多种罕见的文学典籍的(包括《花笺记》)内容、版本和目録,以及简单的评价,国内文学史家才获知《花笺记》不凡的价值。郑氏在文中介绍了《花笺记》大概是在拿破仑三世前后被收进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郑氏先引了“花笺大意”的一段原文,指出:“《花笺记》的文字,在粤曲可称是很好的,间亦有很轻妙很入情的描写。”又说:”写梁生和杨女的反复相思,仿佛各种言小说都没有写得这样深刻和痛切,那么恳切动人。在这里,这两个年青人的恋爱心理确被写得很活泼,很细腻。”然后指出《花笺记》的故事情节构思,“颇脱出一般言情小说的窠臼”1927年8月12日郑氏在巴黎完成了这篇关于中国小说和戏曲的长篇研究报告,就在日记中写道:“总算将五十多天以来在巴黎所孜孜搜读的东西作一个结束,作一个报告,其中颊有些重要的材料在内。虽然文章写得扑实无华而内容则甚可注意。预料发表以后,可引起许多人的研究与讨论。”
继而介绍《花笺记》的是翻译家温晋韩和后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顾问冯至先生。温晋韩把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汉学家卫礼贤的研究文章《哥德与中国文化》翻译后发表在1927年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
 

岭南才子钟映雪(字戴苍)先生的点评:
     
      《花笺记》当与美人读之。与美人读之者,此书亦宛然一美人也。
      《花笺记》当与名士读之。与名士读之者,此书亦宛如一名士也。
      《花笺记》当向窗明几净读之。向窗明几净读之者,此书一何明净也。
      《花笺记》当以精笔妙墨点之。以精笔妙墨点之者,此书一何精妙也。
      《花笺记》当以锦襄贮之。
      《花笺记》当以素缣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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