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筹两万治疗心脏病
七岁小杨丹乞讨到死”。晚上下班回到家，打开凤凰网，这样一条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读罢内容，更觉得有几分无言的难过。7岁的河南小女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为治疗随父母来北京乞讨，最终因求助无门只好回到老家，不久即匆匆告别人世。这样的故事或许每天都在我们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发生着，然而不同的是，小杨丹的死亡，因为一组名为《一个北京街头乞讨的小姑娘之死》的图片最近在各大论坛广为流传，由此更激起民间的心灵震荡。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真实的故事，和所有的人一样，我也感到震惊，然后是难过。生命与金钱连在一起，不管怎样都是令人悲哀的事，而在倡导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发生这样的悲剧足以令那些官老爷们深思。新闻中说，网民纷纷留言指小杨丹是现代版的丁香花。《丁香花》是首令人感动的歌曲，歌中写“当花儿枯萎的时候，当画面定格，多么娇嫩的花却躲不过风吹雨打，院子栽满丁香花，我在这里陪着她……”。
心痛着，却不能停止思索。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面对乞讨者，我们该怎么做？是的，小杨丹的离开可能会让我们想谴责那些面对贫弱冷漠的人，可是，简单地指责路人不予救助和支援也有失偏颇，那么，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对弱者的同情？究竟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失去了对陌生人的信任？世风日下吗，或者世态炎凉？
1984年，我很小的时候，一个人坐火车去沈阳，父亲送我到车上，留下我一个人后，出发前曾经在家里的“豪言壮语”都幻化成了心惊胆战。没有等到接我的亲戚，就随着人流走出了车站，凭着父亲写在纸条上的地址，打听了很多陌生人，最后顺利地到了亲戚家。
22年，但那却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信任的年代，至少是更多的人都很单纯的岁月，虽然没法与五六十年代相比，但却比今天要好过数倍。换作是现在，还有哪个父母敢把一个孩子单独放在火车上去远行？
1994年，大学时代，在北方的那个城市街头，偶遇一对看起来很老实的老年夫妇，他们拦住我，说自己钱包丢了，好几天没吃饭了，能不能给几块钱买个馒头吃。几乎是想都没想，我就掏出5块钱给了他们，他们还记下我的地址，说回家后要给我寄回来钱。后来当然是没有了下文，再后来，就经常于城市的马路上“偶遇”这样的人群，而此后我再也没有停下疾行的脚步。
1997年，第一次来北京，提着一袋橘子在动物园附近下了公交车，一个孩子向我要橘子，就给了他一个，没想到，呼啦啦一群孩子蜂拥而上，看到我愤怒的眼神，孩子们转而奔向刚下车的一位解放军叔叔。
2001年，在拉萨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上，我和同事正在对那些磕长头的人感到好奇，忽然就看到一双乞讨的手伸了过来，那一刻，我非但没有施舍，还感到了不舒服——是我把西藏想象得太圣洁了吗？同样，在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我的一个同事被一群乞讨的孩子追得满地跑。
这是一个信任缺失的年代。小杨丹被在北京某大学做报告的香港“慈善家”拒绝其实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都已经完全对他人失去了信任。人们并没有缺失善良，看看网友们或悲伤或愤怒的情绪就可知道，真情其实一直都在你我的心底，只是，我们已经越来越缺少付出真情的依托，冷漠的时代，让我们不敢轻易付出自己的爱心，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的生活本已不易，如果自己那一点微薄的爱心还存在遭践踏甚至被戏弄的可能，那只会让我们更加心寒。
电视上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警察提醒中告诉我们“不要让陌生人看包”。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吗？我们没法回答自己，我们惟一能做到的，就是把自己包裹起来，严严实实小心翼翼的，是作茧自缚吗？不知道，从小杨丹乞讨到死的事情上看，我只感到了人世间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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