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赵树理已然成为晋东南的一块金字招牌,晋城在用,长治也在用。从省城到地方,都有纪念赵树理的地方,前几年晋城市投巨资,在文联主席阎安辉的主持下,专门修建了赵树理文学馆,很现代手法的展出了赵树理的生平和成就,并为赵树理出版了全集。开馆仪式盛大隆重,轰动全国乃至海外,想必赵树理生前绝对没有想到自己死后若干年会享有这番荣耀。
赵树理这个名字,在我青年时期,始终感觉是一道遥不可及的风景,调到地区歌舞团工作后,最早分在歌剧队,除了担任平时戏曲清唱外,主要学习唱歌技巧,为各个节目和剧目担任伴唱。宿舍里有一位同仁,是赵树理的外甥女,早先是跳芭蕾的,后来改行到歌队搞了声乐,因为这个原因,在我的心里以及众人的眼里有了异样的分量。
对于赵树理的作品,印象较深的是小说《灵泉洞》,此外就是他的《小二黑结婚》,因为排演过这出歌剧和襄垣秧歌,所以了解的多些。其他的作品泛泛也读过一些,但在记忆中早已模糊了。
有关赵树理的话题有官方在各种媒体上讲,有民间的组织机构在从事专门的研究,许多作家们也在写文章回忆,各种体材的相关书籍林林总总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作家刘长安送来新近写的小说体传记《赵树理》的打印本还放在桌子上,文笔生动,可谓是作者一部力作,但一直没有功夫去认真细读,虽然不曾介入任何纪念研究活动,但赵树理的生平和命运走向总还是知道的,感觉这么多人研究来研究去,大多无非是换种说法而已,那些素材客观地说,或多或少加进了一些演义的成分,已然被咀嚼成为滥调了,少见有新意的东西出现,作为一名旁观者,喜欢站在一边琢磨现在的人们是如何“吃”他的,从没有想过要凑这个热闹。
记得看过赵树理为上党梆子写的《三关排宴》电影版,在当地很著名,也很经典,尤其是郝聘芝、武婉芝一代戏剧大家的表演,珠联璧合,浩然大气,曾经倾倒无数观众,一时传为美谈,在晋东南至今没有人能够超越。
时代不同,对于文学的兴趣爱好和价值判断也不同,曾经带着女儿到“赵树理文学馆”参观,指着文学馆院子里的赵树理塑像给女儿介绍说:“这是赵树理,著名的大作家,知道不?”女儿说:“知道,读过几篇,不感兴趣。”我想她的不感兴趣是当代青年读者中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最近在当当网购得一批书,其中有汪曾祺一本《人间草木》,随手翻阅,看到了一篇写赵树理的文章,大家手笔,自不必说,关键在于汪曾祺写的赵树理生动亲切鲜活,是平日在本地媒体上少见的,文学性,资料性都不是一般的文章可以媲美,责人录入了,贴出来供大家同赏。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
汪曾祺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个非常丰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他的幽默感在他的作品里和他的脸上随时可见(我很希望有人写一篇文章,专谈赵树理小说中的幽默感,我以为这是他的小说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赵树理走路比较快(他的腿长;他的身体各部分都偏长,手指也长),总好像在侧着身子往前走,像是穿行在热闹的集市的人丛中,怕碰着别人,给别人让路。赵树理同志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架子的作家,一个让人感到亲切的、妩媚的作家。
树理同志衣着朴素,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蓝卡叽布的制服。但是他有一件很豪华的“行头”,一件水獭皮领子、礼服呢面的狐皮大衣。他身体不好,怕冷,冬天出门就穿起这件大衣来。那是刚“进城”的时候买的。那时这样的大衣很便宜,拍卖行里总挂着几件。奇怪的是他下乡体验生活,回到上党农村,也是穿了这件大衣去。那时作家下乡,总得穿得像个农民,至少像个村干部,哪有穿了水獭领子狐皮大衣下去的?可是家乡的农民并不因为这件大衣就和他疏远隔阂起来,赵树理还是他们的“老赵”,老老少少,还是跟他无话不谈。看来,能否接近农民,不在衣裳。但是敢于穿了狐皮大衣而不怕农民见外的,恐怕也只有赵树理同志一人而已。——他根本就没有考虑穿什么衣服“下去”的问题。
他吃的很随便。家眷未到之前,他每天出去“打游击”。他总是吃最小的饭馆。霞公府(他在霞公府市文联宿舍住了几年)附近有几家小饭馆,树理同志是常客。这种小饭馆只有几个菜。最贵的菜是小碗坛子肉,最便宜的菜是“炒和菜盖被窝”——菠菜炒粉条,上面盖一层薄薄的摊鸡蛋,树理同志常吃的菜便是炒和菜盖被窝。他工作得很晚,每天十点多钟要出去吃夜宵。和霞公府相平行的一个胡同里有一溜卖夜宵的摊子。树理同志往长板凳上一坐,要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夹猪肉,喝二两酒,自得其乐。
喝了酒,不即回宿舍,坐在传达室,用两个指头当鼓箭,在一张三屉桌子打鼓。他打的是上党梆子的鼓。上党梆子的锣经和京剧不一样,很特别。如果有外人来,看到一个长长脸的中年人,在那里如醉如痴地打鼓,绝不会想到这就是作家赵树理。
赵树理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农村才子。王春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树理同志曾在一个集上一个人唱了一台戏:口念锣经过门,手脚并用作身段,还误不了唱。这是可信的。我就亲眼见过树理同志在市文联内部晚会上表演过起霸。见过高盛麟、孙毓堃起霸的同志,对他的上党起霸不是那么欣赏,他还是口念锣经,一丝不苟地起了一趟“全霸”,并不是比划两下就算完事。虽是逢场作戏,但是也像他写小说、编刊物一样地认真。
赵树理同志很能喝酒,而且善于划拳。他的划拳是一绝:两只手同时用,一会儿出右手,一会儿出左手。老舍先生那几年每年要请两次客,把市文联的同志约去喝酒。一次是秋天,菊花盛开的时候,赏菊(老舍先生家的菊花养得很好,他有个哥哥,精于艺菊,称得起是个“花把式”);一次是腊月二十三,那天是老舍先生的生日。酒、菜,都很丰盛而有北京特点。老舍先生豪饮(后来因血压高戒了酒),而且划拳极精。老舍先生划拳打通关,很少输的时候。划拳是个斗心眼的事,要捉摸对方的拳路,判定他会出什么拳。年轻人斗不过他,常常是第一个“俩好”就把小伙子“一板打死”。对赵树理,他可没有办法,树理同志这种左右开弓的拳法,他大概还没有见过,很不适应,结果往往败北。
赵树理同志讲话很“随便”。那一阵很多人把中国农村说得过于美好,文艺作品尤多粉饰,他很有意见。他经常回家乡,回来总要做一次报告,说说农村见闻。他认为农村还是很穷,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戏称他戴的一块表为“五驴表”,说这块表的钱在农村可以买五头毛驴。——那时候谁家能买五头毛驴,算是了不起的富户了。他的这些话是不合时宜的,后来挨了批,以后说话就谨慎一点了。
赵树理同志抽烟抽的很凶。据王春同志的文章说,在农村的时候,嫌烟袋锅子抽了不过瘾,用一个山药蛋挖空了,插一根小竹管,装了一“蛋”烟,狂抽几口,才算解气。进城后,他抽卷烟,但总是抽最次的烟。他抽的是什么牌子的烟,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棕黄的皮儿,烟味极辛辣。他逢人介绍这种牌子的烟,说是价廉物美。
赵树理同志担任《说说唱唱》的副主编,不是挂一个名,他每期都亲自看稿,改稿。常常到了快该发稿的日期,还没有合用的稿子,他就把经过初、二审的稿子抱到屋里去,一篇一篇地看,差一点的,就丢在一边,弄得满室狼藉。忽然发现一篇好稿,就欣喜若狂,在没有较好的稿子,就由编委之一自己动手写一篇。有一次没有像样的稿子,大概是康濯同志说:“老赵,你自己搞一篇!”老赵于是关起门来炮制。《登记》(即《罗汉钱》)就是在这种等米下锅的情况下急就出来的。
赵树理同志的稿子写得很干净清楚,几乎不改一个字。他对文字有“洁癖”,容不得一个看了不舒服的字。有一个时候,有人爱用“妳”字。有的编辑也喜欢把作者原来用的“你”改“妳”。树理同志为此极为生气。两个人对面说话,本无需标明对方是不是女性。世界语言中第二人称代名词也极少分性别的。“妳”字读“奶”,不读“你”。有一次树理同志在他的原稿第一页页边写了几句话:“编辑、排版、校对同志注意:文中所以‘你’字一律不得改为‘妳’字,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树理同志的字写得很好。他写稿一般都用红格直行的稿纸,钢笔。字体略长,如其人,看得出是欧字、柳字的底子。他平常不大用毛笔。他的毛笔字我只见过一幅,字极潇洒,而有功力。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见到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刚成立,负责“宫务”的同志请十几位作家用宣纸毛笔题词,嵌以镜框,挂在会议室里。也请树理同志写了一幅。树理同志写了六句李有才体的通俗诗:
古来数谁大,
皇帝老祖宗。
今天数谁大,
劳动众弟兄。
还是这座庙①,
换了主人翁!
①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是太庙
一九九0年六月八日
载一九九0年第五期《今古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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