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浓或淡，小说中的人物被赋予漫画色彩

□   阎晶明

这两年的文坛上，关于文人生活的小说越来越多，90年代初期，《围城》热的掀起和《废都》的沸沸扬扬，使“文人生活”或者说，“文化人生活”的景观，堂而皇之地成为当代小说里的一个重要主题。新生带作家中，包括“新状态”文学和“新体验”小说，许多中短篇小说，也都以城市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的生活为表现对象。联想到这两年诗歌界风行的“知识分子写作”口号，中国文学界掀起了一股“文化题材热”。这是当代文学发展到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发展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迅速跃进，在文学界产生的影响。而恰在此时，英国著名作家、批评家戴维洛奇的《小世界》译介过来，让我们看到了一部西洋版的《围城》。夏日无事，又读到了两部国内新近出版的“文人生活”类小说，即是上海作家李劼的《丽娃河》和山西作家孙喜玲的《尘缘梦断》。更让我对文学界这种“选材热”产生了兴趣。由于地缘关系，我格外留心了孙喜玲的这部长篇小说。

孙喜玲是一位业余作家，《尘缘梦断》也是写业余作家生活的。用本书的编者话来说，“新旧两种体制转换时期的一群准文人”的生活写真。这群“准文人”有一个很好的“聚会”地点：作家班。一个专门想把业余作家培养成专业作家的场所，一群对文学持有极度渴望和幻想的青年的突然集合。其中演绎出来的故事也真可谓林林总总，纷乱无绪。小说基本上把这群任务定在这样一个位置上：他们对文学和梦想是真诚的，对艺术的态度是虔诚的，想要梦想成真，是他们聚集到一起的出发点和最大理由。然而，当他们真正走到一起的时候，才发现，他们的内心世界其实存在着更大的梦想和更复杂的渴望。那就是他们情感世界里奔突的热情和无绪的发泄，这种情爱世界的决口往往与灵肉冲突、欲望发泄相关，与此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与道德和时代潮流密切相关。他们做为文人的“准”即边缘性，也相当强烈地投射在他们处于现代时尚的边缘，处于灵肉冲突的边缘，处于新旧道德观无从选择的边缘。这种多重边缘性导致他们精神世界的突然丰富和无比脆弱。他们敏感神经并不是总能用在艺术创作上，而常常用于处理自己纷乱的现实生活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整部小说的故事性比较强，抓住所要表现的人物和主题，打开了一个现实世界中为数不多却具有相当代表性的生活层面。

从创作手法来看，孙喜玲的这部小说，同样具有一个程度的讽寓色彩和调侃手法，尽管浪漫的基调使这种讽寓性有所减弱，但也许正因此，又十分吻合它笔下人物的特点：“准文人”。这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小说集中表现了黄珊茹、赵馨、秦颍等人物在这样一个群体中的恩怨得失、欢乐痛苦。小说以作家班开班为头，以这个班结束为尾，把一个为世人陌生的“小世界”活化到纸上。

2000年12月7日发表于《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