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有过许多梦想，作家梦是其中一个。这个梦想能够成为现实，虽然“万言不值一杯水”，毕竟还是一件幸事。因为并不是每个想往文学的人，都能有“万言”的资格来发这“不值一杯水”的牢骚。写出一部有份量的书，则是我梦想中的梦想。最早出版的是一本叫《心湖云影》的散文集，书出来后，一踏糊涂的装订印刷曾令我心灰了很久。此后商海弄潮，遂将文学事业束之高阁了三年。直到喜爱我的读者重新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才又拿起了笔。此间，出版发行了诗集《不死的梦》，将《心湖云影》整理补充删改后，更名为《此情可待成追忆》。重新出版。并相继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尘缘梦断》，至此也可以说，出书的梦也算是圆了。但离“有份量”的目标却还相去甚远，所以仍旧“贼心不死”，还想再写他几本出来。
    “少年不识愁滋味”时，壮志凌云，气冲斗牛，借他人的诗句自谓曰：“十年磨一剑，不敢试锋芒，再磨十年后，泰山不敢当。”转眼两个十年过去了，始终没有找到“泰山不敢当”的感觉。这样讲绝不是在作秀给人看，而是在经历了实践的检验后，对自己的才华、功力有了一个理性的认知。但又不情愿因此降低自己给自己设定的标准，随波逐流去写些哗众取宠的东西。
    文学创作除了宣泄的功能外，一定还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被古人看作人生行为之极的“立言”是一种，由此而来的“功名”是一种；扩而大之的社会地位，经济利益等等，无一不渗透在创作的动力之中。没有多少人清高到不食人间烟火，只求为艺术而献身的程度。“文章憎命达”，一种解释是，命运通达时，一定写不出好文章。另一种解释则说：只要你喜欢舞文弄墨，命运就一定好不起来。孰是孰非姑且不论，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好文章和好命运注定了相悖逆。曹雪芹是落魄之后才成就了《红楼梦》的，这或许就是文章憎命的一个事实吧。但是假如他有选择命运的权利，他会选择他的温柔富贵乡呢，还是由《红楼梦》带给他的生前身后名？不得而知。
    我之所以选择了文学，原因很复杂，也许是寻求悲凉身世的一种寄托，也许想把他作为改变命运的一种手段，更也许是一种天性的召唤，一种与生俱来的热爱。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种选择都是一种不太明智的选择。因为这项事业不仅没出息，同时也太艰难。
    写书难，出书难，出了书以后推销更难。只要不是畅销书，那就必然是一桩赔钱生意。这种种的难，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说它多余。还有一种令人难堪之难，是不便对人言的。去年评副高职称，有关部门的领导认为我不在作家的岗位上，所以不同意我走作家系列，我以我的作品据理力争，那位领导先生很不客气的斥责我道：“你那叫不务正业。”使我一时为之气塞。
    我固然有属于自己的正业，那就是管理一家行业报纸。我的文学创作从来都是一种业余行为。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作家。如果谈不上是对社会文化事业的一点贡献的话，退一步说，至少总比搓麻桨，泡歌厅高尚的多，也健康的多。但后者恰恰不会被斥责为“不务正业”。这就是现实。面对这样一种现实，你又能说些什么呢？一句“不务正业”使我沮丧了好久。
    既没有曹雪芹的才华，也不至于被生活逼到“举家食粥”的境地，除了为文之外似还有别的某生之路。呕心沥血换来的只是一句“不务正业”，又能有多大的前程。只要你坚持你的创作原则，那么你毕其一生都不大可能得到你希望的功名，你的书可能永远都不会畅销，这种只能使你徒耗精力的赔钱事业，你完全可以一咬牙把他扔到爪洼国去，没有人硬逼你非有这份爱好不可。“不干了”的决心下过多少次，终究只是一句气话，你就是做不到。由此你明白了你对这份没出悉的事业爱到深入骨髓的程度，根本无法把他从生命里轻易铲除。
    因为你有痛苦和磨难，因为你有灵魂和情怀，因为你“不如意事常八九，能与人言无二三。”更因为你与生俱来的不合时宜，注定你必然拥有一颗孤独的灵魂。所以你需要寄托，需要倾诉，需要排遣和宣泄，而写作可以抚慰和滋润你的心灵，可以解除你心中的忧烦苦闷，可以让你尽情的诉说而不用担心对方是否理解和爱听。你因此获得释放，获得轻松，获得读者的认同，获得与外界人际间的沟通。从而你的痛苦有了价值，你的呼唤有了回音。你能够有这样一种能力挥洒自如地任情歌哭，你又怎能不为此自得自乐自信。又怎能够因为艰难困苦而轻易改变你的初衷？
    当你思绪万千，当你激情澎湃，当你愤怒或者悲伤，当你对过去的岁月怀念思恋，当莫名的惆怅忧郁向你袭来，当一种思想在心中悄悄成熟喷薄欲出，当一种感受无法对人言表，你不去写作又能做些什么？这或许就是佛家所谓的业缘吧。俄罗斯的瓦洛扎诺夫说过：“写作是宿命，写作是天意，写作是不幸。”既然是缘定的事，是宿命，那就由不得你要对他执著如怨鬼，缠之如毒蛇，此生此世注定了要与之相随相伴，不死不休。尽管今天的文学地位十分贫贱，但只要你不抛弃他，他可以充当你永远的情人。他会随时随地无条件地承受你的痛苦欢乐，悲伤忧愁。
为了这份执着的爱，我情愿忍受一切的不容易。“文章憎命”也罢，“写作是不幸”也罢，都只好随他去了。我想哪怕只有一个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我还是要写下去。只要努力，或许果真有一天能够到达“泰山不敢当”的境界也未可知。


                                              1999年发表于《山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