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很大程度上規定了思維方式。中文字多褒貶互少關聯，英文由字詞組合而生文意嚴謹致密，日文語多感性文多省略。中文的思維簡潔直達結論，有意無意間已形成價值判斷，分析也不易中性，脈絡往往不清晰。英文的思維可以中立并具分析性而易篇幅較長。日文的思維很細膩卻時常模糊無論點。

國人非白即黑的思維傾向實在和中文有很大關系。大至高官名宿，小至販夫走卒，都可以自命為道德化身，言之鑿鑿，義正詞嚴。所以人物風評或捧殺或罵殺也是很自然的。

先君與錢鐘書先生過往頗密。有時我陪同家父去拜訪，聆聽錢先生幾近獨白的高論。那兩年錢先生正是經三十年沉寂后重新被發現，似乎心情很好，談興總是很高。說典故時，隨手采引，觸類旁通，論人物時，語多詼諧，暗含風刺。錢先生的博聞強記，風度學問真是之后的幾代學人迄今無法望其項背的。因此，才有八十年代的“錢鐘書熱”和“錢學”的出現。錢先生因一本《圍城》成為超過學者范圍的公眾人物，因一部沒有幾人能讀的《管錐篇》成為學界泰斗。捧殺之后便要罵殺，到九十年代，《圍城》，《管錐篇》的再評價自不待言，錢先生年青時與他人的恩怨，文革里和同事的糾紛被炒出，擔任《毛選》翻譯委員會職位一事亦為海外詬病。

當年聽錢先生談話，感覺很享受，而今日竟一點也想不起內容，只約略記得話題很少涉及現實政治。1980年初讀《圍城》，耳目一新，后來重讀，覺得是游戲之作。《管錐篇》則我當時就認為是故意寫得晦澀艱深以避禍。以我之見，錢先生是绝顶聰明的才子型大文人大学者，但不是一個思想家或有很強憂患意識的人，才氣縱橫而又深諳亂世的處世保身之術。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中此類型的人很多，錢先生為其佼佼者。

（注：此文原作于2004年5月我的旧BLOG上，今日读易道禅先生《钱钟书与〈围城〉》一文，故重登于此，日后或当细细回忆与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