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零光片羽

侯孝琼

我这人就是糊里糊涂过的，成立学会这些事我都没有特别在意，没有学会我照样写诗。所以现在回忆当年的情况，具体的我都不大记得了，只能零零碎碎写一点，算是记忆的零光片羽吧。

说到创会，记得是这样子。1987年的时候，有一拨人，原先跟广东经常搞诗词大赛什么的，在一起当评委，就提出来要成立中华诗词学会，在那个会上讨论。后来就真的在北京成立了中华诗词学会。那是1987年端午节前后吧。反正各个省都去了人，参加了那个会的就是理事。我也参加了。我是与在河南工作的林从龙先生一起去的北京，没有跟湖北的同志一起去。因为我那时还在湖北教育学院任教，对湖北武汉的诗人都不熟悉。林从龙是河南代表团的团长，也是我湖南的同乡，知道我喜欢诗词，也在作一些相关的研究工作，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北京参加这个创建的大会。我当然愿意啊，所以就一起去了。在会议期间，林老还特意到湖北团，找到王精忠来介绍我的情况，希望我能参加湖北团的活动。湖北团的同志对我也非常欢迎。这样我才跟湖北武汉的诗人渐渐熟悉起来。经过王精忠等人的努力，湖北团的团长吴丈蜀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诗词学会的副会长。

回来以后就商量着成立湖北武汉诗词学会。一个月后在武汉作家协会的所在地开始办公筹建。当时是王精忠、汪诚、贺捷为主，这个我们叫“三套马”，是前面的“三套马”。吴丈蜀是领头的。吴丈蜀那么个年龄也是跑来跑去的。涂怀珵、白雉山和我，是后面的“三套马”。前“三套马”是领导，搞组织、筹钱这些事。我们后“三套马”就是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我就是安排搞秘书工作，涂怀珵就是搞出诗集啊什么的，白雉山具体干什么我就不记得了。事情非常多，要整理很多的材料，千头万绪。涂怀珵还贡献出了耳朵——以后听力一直就不太好，办会累嘛。那个时候从武昌到解放公园路，我跟吴老两个人坐公交，到汉口那个德华酒楼还要转一次车，天气很炎热，也亏了吴老。在路上，我就是他的“护花使者”。我当时五十岁，还算年轻嘛。筹备建学会时办公地点安在武汉市作协。主要是因为王精忠、蓝厚祥他们还在市作协任职。王精忠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能力的人，工作能力很厉害的，干起事来不含糊，当时为了学会创建的事出了很大的力。脾气也很坏，有时急了就吼来吼去。但我不在意他脾气很坏，因为他干活，干事，他是着急，工作上着急。所以他有时吼来吼去的，我们都不生他的气，我能够理解他。

筹备组大约是七月初成立，到学会成立大会这段日子，被称为“百日大战”，我们这些筹备组的成员被称为“义勇军”。因为没有报酬，还要自己贴路费，有时还要捐资。成立大会是1987年10月6日在武昌的珞珈宾馆召开的。来了很多领导和诗友，省里的市里的外地的。他们发了言我们就要整理材料。学会的领导也要发言。我是秘书组的，当然要办这些事。有时听会场外喊，啊哈谁谁来了，哪个领导来了！照相照相！我都没有时间出去，所以那些相片里都没有我的。到会议结束，大家都累散架了。成立学会这一段时间我承认是做了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一旦做起事来还是能豁出去的。至于以后我都不记得做过一些什么。蓝厚祥应该对这一段历史非常了解，他当时非常年轻，也很能干。

本来湖北省和武汉市的诗词学会是一家，叫做湖北武汉诗词学会。后来就分开了。我个人是不愿意分开的，主要是分散了力量。为什么要分呢？这个问题很值得思考。当时我是坚决不同意分的，一分就变得很薄弱了嘛。哪些人分到那边，哪些人分到这边，很让人想不通的。但最后还是分开了。

武汉诗词学会主要是吴老他们那些人，湖北诗词学会主要是武汉军区的一些人，如傅庞如、侯斌。徐晓春是作为政府来的。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就是侯斌。非常好的一个人，真的是个儒将，那么早去世了真是可惜。非常棒的一个秘书长，非常懂得知识分子的心理，非常尊重知识分子。自己也是温良恭俭让，什么事情都安排得好好的。所以在军区的那一段确实搞得不错。当时有些人在学会里争来争去，侯斌、徐晓春他们都没有参与，我也不参与。记得省市学会要分开的时候，吴老对我说，想要你在省学会当个副会长。吴老亲口对我说了这个事，也发了一道文，但后来正式行文的时候却没有我。所以后来侯斌对我说要我来干副会长，我没有同意。侯斌就只好走了。没多久，我们一起到孝感开会。侯斌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在车上背了一首我写的词，《踏莎行·大冶雷山石浪》：“怪石拿云，苍岩蹲兽。翻江倒海鱼龙斗。若从玉宇瞰人间，寰球小小微澜皱。　　未可湔缨，难以濯手。凭临何事风雷吼？人生苦短路行难，嶒崚敢作泥丸走？”词比较长，他从头背到尾，都不打梗。我说我都背不得，你怎么背得？他就笑，说：“我喜欢这首词。”要知道，背人家的诗，是最好的拉拢人的方式，我一下子就被他拉拢了，叫他把笼头套上了。后来他第二次来说这个当副会长的事，我就同意了。

有一本诗集，叫《祖国颂》的，纪念建国五十周年的。虽然薄薄的，确实编得不错，是侯斌他们组织的，我参与了编辑工作。到现在有时我给学员改诗词，涉及歌颂祖国的内容，还可以用这个册子作参考，当“字典”翻翻。另外，我还参与了一些事情，比如办诗词培训班。湖北省诗词学会的诗词讲座从那时候就制度化了。在军区搞学会那一段，还是做了不少事情，风气比较正，因为徐晓春、侯斌等等几个老同志在。我认为徐晓春是个没有缺点的人，他掌控得很好，讲话很有政策水平，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后来傅庞如走了，就不能在武汉军区里办公了。学会办公地点就搬到了马孔良的省委参赞室。我参与的就更少了。

到罗辉担任第五届会长之后，他很谦虚，就到我家里来，说要找个诗词老师，不愿舍近求远，就找到了我。还把一些诗给我改。当然我是很认真的，我这个人也不会捧场，有什么问题我就很不客气地直说。好在罗主任大度，也不跟我这个老太婆计较。我觉得罗辉主任能办事，而且办大事，说过的事情都能做到，这是他很大的特点。再一个，魄力也很大，敢想。比如说《心潮诗词评论》杂志，办这么个杂志也是大家的心愿，他说办就办成了。期间也是想了很多办法，找了很多关系，苦头吃得不少。他在任的那段时间省学会与各地市州学会的联系也比较多，真正体现了省诗词学会的组织作用，如互相交流啊、采风啊，这些都考虑得很多。全国的一些工作，能承担的也都承担下来，比如说武当中兴600年的采风活动，再比如湖北省各地创建“中华诗词之乡”的工作等等，这些事都是很了不起的。我尽管没有参与其中，但其结果与影响也是看得到的。

我这个人只能做两件事，一个是改诗，一个是讲课，就是说只能马马虎虎做一下老师的事，其他的事情，比如你叫我去编一本书啊什么的，我一点都不会组织别人。我试了一下，罗辉主任不是曾经要我编一本古曲集成的书吗？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收集资料。说实话，最后也不是我搞的，我不贪天之功。最后是罗主任亲自主持编出来的。但是，古曲部分也还是放弃了，因为古曲是不能再生的，捣来捣去也就那么多，你搜得到的别人也都搜得到，最多你能重新发现一首古曲，那也是很不容易，除非是土里头考古发掘。至于找人新谱的曲，我拿来稍微哼了一下，既无古味也无今味，所以这个是吃力不讨好的。罗主任委托我来搞，在技术上我也是比较为难的。我没少出力气，光复印就好大一堆，但工作也没多大意义。所以试了几次罗主任也就知道我的情况了。我当副会长这么多年基本上不参与什么具体的事，自己想一想真的是挂个名在那，就是开个会，有时分给我的事情也都做不好。我跟罗主任也很实在地讲过这个：除了做老师的事之外，其他的都不会，也完全指使不动人家。

在诗词教学上，我倒是作了点事。在傅庞如他们军区的那段时间，诗词班就按期在上课。我和萧粤生两个一起做这个。我也请过别人，比如华科的王文英，外地的我还请过林从龙。只要我知道的认得的也还请过好几个。好像还有香港的谁，现在记不得名字了。是劳再鸣介绍来的。由于经费问题，也没有讲课费，请人家简单吃顿饭。当然人家香港的也不稀罕那点讲课费。罗辉主任当会长后，讲课才有一点费用，也就一两百块钱，现在涨到500块了。在军区的课还是比较经常的，那里有一个固定的地方。2002年初，萧粤生把诗词讲座的讲义收集起来还出了一本书，白皮书，叫《湖北诗词增刊·研讨集》。书很简陋，但是收了将近30篇文章，内容很有价值，对初学的人很有用。如萧粤生的《好诗不厌百回改，一诗千改始心安：略谈诗稿的加工润色》《言志抒情达理：写景咏物初探》，李慕韩的《意境浅谈》《应制诗杂谈》，张其俊的《诗趣趣谈》，涂怀珵的《论律诗中间两联》，王文英的《谈诗的精练》等等，都是很好的文章。这也是湖北省诗词学会从一开始就注重诗教的一个最好的证明。我喜欢诗词教学，因为可以接触到年轻人。我自己知道自己的分量，你说我水平有多高，我也不以为然；但有人说我连平仄都不懂那也完全不是事实。我不喜欢投稿，一般是朋友约稿我才寄几首。但我在诗词课上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印给学员们看，给他们讲我的创作，有的是对的，有的是不对的，对大家会有很多启发。我觉得要善待学员，尤其是善待年轻诗人。有些老人对年轻人有嫉妒之心，这简直是太不应该了！对年轻人写诗写得好你喜欢都来不及。有人接班，诗词能延续下去，这有多好啊！

以上是三十年来，我与学会有关的一点事情的回忆，拉拉杂杂，也没个条理。说实话，我对学会的事情关心不够，有些事情回忆起来也许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所以就此打住吧。

（姚泉名 整理）

（载《荆楚吟坛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