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尚未读小学一年级之前，我是二哥的“跟屁虫”，二哥则是大哥的“跟屁虫”，关于三人之间“跟屁虫”的典故，我信口就可以道出几例：比如，我经常会跟着二哥，看他叠做刮片，二哥很会动脑筋，专找一些画报纸，那种纸的质量很好又很耐磨，二哥把它叠的又厚又重，在他在与弄堂里的小伙伴博弈刮片胜负时，二哥做的刮片会把小伙伴的刮片刮得个个底朝天。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时候二哥的抽屉里，总是整整齐齐的摞着他从小伙伴处赢回来的刮片。想起来使我好笑的是，有一次二哥和他的同学，在开明新村大门口，玩盯橄榄丸的弄堂游戏。我死活缠着二哥，也要和他的同学一起盯橄榄丸，可惜自二哥换下，我上阵后，就从来没有赢到过二哥同学的一颗橄榄丸。看着我手中渐渐少去的橄榄丸，二哥在我边上发急的穷叫唤“把一只眼睛咪起来，卯牢地上的橄榄丸”。但是二哥的叫唤一点也没有改变我输的惨剧，二哥不顾同学们说他“拉急皮”，气急败坏的重新上阵。在边上被晾着的我，焦急的看着二哥那急吼吼的腔调，直到二哥把我输光的橄榄丸又全部赢了回来。至今我还能叫出二哥班上几个同学的名字及他们的住处：爱耍小聪明的“小耳朵”是住在永丰坊的；讲话有点结巴的“长脚”则住在隔壁的德仁里；那个娘娘腔的“端木宁生”就住在我家大院尽头那个小巷的37号里。

   大哥比我大六七岁，他一般不会和我玩，但大哥会在我与二哥玩的时候观察我俩。在大哥念初中一年级时，我大概上了小学一年级，大哥决定要有的放矢的培养我与二哥，为此他曾经无数次的考核了我与二哥。考核结果，大哥认为二哥的悟性要比我强，有挖掘智力的潜力，就毫不留情的把我给淘汰了。二哥他首当其冲的成了大哥的培养对象，也自然成了大哥的“跟屁虫”。从此大哥会经常带着二哥逛旧书店，去淘那些有价值又便宜的参考书，还给二哥办了一张阅读卡，常常带着二哥到图书馆看书，培养二哥阅读的能力，熏陶二哥对文学爱好的修养。（今天，当二哥回忆小时候大哥带他到上海图书馆时的情景，还感慨万千呢！）我一点也不稀罕大哥那种儒雅的玩法，二哥却跟着大哥津津乐道，还不时地向我显摆收获知识的喜悦。渐渐的，二哥觉得和我在一起玩很乏味，他学会了思考，告别了弄堂游戏。那个时候大哥对二哥的指点，真的起了一个点拨的作用，使本来就很聪明的二哥茅塞初开，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二哥成熟了，他为自己设定了蓝图，制定了一个奋斗目标，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是二哥的“跟屁虫”了，大哥却成了二哥心中追赶目标的对象了。

    与其说我不再做哥哥们的“跟屁虫”，还不如说是我脱离了哥哥们的管教，我开心了好一阵子。每天在家门口玩的不亦乐乎，从办家家到捉迷藏；从造房子到跳皮筋；从踢毽子到玩结子；从学会打力争上游到学会打四十分，我哪一样都不拉下，每天玩的天昏地暗。终于有一天，哥哥们又开始关注我了，他们认为我玩的游戏必须提高档次。因此让我接触一系列的棋类游戏，先从象棋中車马炮的走相着手，慢慢地我从暗棋过度到会下明棋，我常用刚学会的那点皮毛技术，与哥哥们对奕，哥哥们饶我双車双炮后，还是打的我地盘上不剩一颗棋子。然后又让我认识军棋中官兵大小的区分，我现学现用在伙伴们下军棋时，还经常充当“四国大战”的裁判。在我小学四年级时，大哥费了好大的劲，说服了母亲，为我买了一件红色的游泳衣，这一年的整个暑假，大哥带着我到虹口游泳池，手把手的教我学游泳。当我提着玻璃丝网兜，里面装着泳衣，手拿游泳票，走过伙伴们的面前时，我也学着二哥的样，显摆的说“今朝吾去游泳，是阿拉度阿古教会我的”。

大哥和二哥是我儿时的影子，我追随着影子寸步不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