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北上，一路欢笑。不知不觉已到沈阳。因为沈阳站停车30分钟，大伙都忙着下车拍照。从站台一涌而入的人群中，一张那么熟悉的面孔突然间进入我的眼帘，小木匠！那不是畜牧场的小木匠乔锦林吗？边上那位不用猜，那就是乔太太孙凤英了。锦林西装革履还大包小包的拿了很多行李，累得满头大汗。大伙忙上前帮忙并问到：“为啥不通知我们，我们可以来接你呀”？锦林答道：“临时决定的，因为想早些见到你们，我们就来沈阳而不是去长春转车”。大伙听了深为锦林夫妇的那份情所感动。车上，当问起怎么带那多的包，锦林说他带了许多自己的手书和字刻要送朋友，并当场要开箱送宝。大伙立刻上前阻止。我们知道锦林的朋友多，而且他的重量级的朋友都不在畜牧场。真正要用到这些墨宝是在之后的两天里。现在想来实在后悔，在建明的文章中见到锦林兄的作品是如此的美妙，真该当初将大包小包全部截下（玩笑）。而如今，我们连看都没看上锦林兄的真迹一眼，更不用说得到一字半帖的了。尽管如此，我们为畜牧场有这样一位重情义的黑兄而感到欣慰。从锦林夫妇的身上，我们开始闻到了故土的气息。

   火车在傍晚到达哈尔滨。建明在车上告诉大伙，去黑河的火车时间有变，我们将不出站台，而是立刻上同样站台另外一侧的车。总共20分钟，一个下上，人未坐稳，车已启动（事后在建明的文中得知，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向他们表示感谢）。打开车窗，东北早秋的凉风缓缓袭来，让人感到故土的野性依旧。借着夜色，眺望那无边的原野，脑中一片空白但眼却不愿离开远方。心中明白，自己是在找那仿佛已经失去的感觉。独自呆在窗口近半小时，直到同伴呼唤该吃饭了。

   卧铺车厢晚上到点熄灯，但少有同伴真的上床睡觉的。每到一站，就会听到有人用上海话报站名，绥化，。。。，赵光。北安到了，那已是半夜。有人下车，应该是那些到北安为我们安排日后行程的朋友们。车一过北安，没有人再可以入睡。人们静静地拥在窗前，翘首期待二井子的到来。十来分钟的行程，火车停在宁静的二井小站。没有喧哗，没有惊讶，只有轻轻的话语，“怎么一点没变”？“这房子好像加长了”？。。。。人们似乎怕惊醒这沉睡的小站，连话语中的词儿也不敢用得过重。过了二井，畜牧场的伙伴们把脖子伸得老长，只听吴其元念叨，大桥到了。大桥位于畜牧场和五分场的连接处。北上过了大桥就是原畜牧场的地界了。期待着幸福小站的到来。三分钟后，火车从畜牧场的道口呼啸而过，但往日的小站没有用一盏灯来迎接我们这些远道来的故人。顿时无语。怀着惆怅靠在床上，难以入睡，畜牧场到底怎样了？那一夜，我失眠了。

   凌晨三点半，实在不愿再躺在床上，轻轻来到车厢交接处漱洗。因穿短裤短衫，感到有点凉意。在哈尔滨上车时，贤瑶和我还都是穿着短裤短衫。贤瑶要和我‘别苗头’（上海话：比高低）说“如果你不穿长裤，我一定也不穿”。看来我是顶不住了，‘好男不和女斗’，决定要换上长裤和外衣。不想在拿箱子时，因火车晃动，箱子没拿住而滑落在地，立刻遭来一片责备，‘还让人睡觉不’！其中吴其元嗓门最响。为平众怒，连忙上前道歉。转身一想，不对呀，你们本来就没睡着，再说了，也是该起来漱洗的时候了，因为当时已近四点，离到黑河只有两小时了。而且，这辆列车的供水不会像上海到哈尔滨的车那样充足，早用完早了事儿。于是，干脆叫起同伴漱洗，整理。收拾完毕，东方已经发白。远眺窗外，一望无际的大豆和玉米加上农家小屋的缕缕炊烟，就像一幅天然的油画。让人看了心旷神怡。我见过许多美丽的风景，比如法国/德国的乡村和摩纳哥/意大利的海滨。但这黑土地的景色却能加速我的心跳。我想，我已渐渐进入“回家”的感觉。还没尽兴享受这景于心的对话，车已到了黑河。下车吃惊的发现，竟有锣鼓喧天在车站外迎候。看了不但感动，而且兴奋。车站外，来迎接的黑兄黑妹们是那么的热诚。就连在边上看热闹的当地人也为我们高兴：“不容易啊，不过也该回来看看的”。

     在黑河接待我们的朋友们把行程安排得太周到了。五辆大客车先把大伙送到乌苏里江边，让我们有机会在国界拍照留念。其间，李金生还给我细讲了俄国在历史上对中国领土的掠夺。用完早餐后，坐船游览乌苏里江。近一小个半小时的航程里，我们与擦船而过的游轮上的俄国人以及在对岸休闲的俄国人相互挥手致意，倒也显得友好。默默的看着两岸的建筑，码头，船只，包括俄国人的炮舰，心中想，哪一天，那江东六十四屯可以和平地回到母亲的怀抱。但愿那一天不是很久。

    游完乌苏里江，来到预定的饭店用午餐。在饭店门口遇到赶来相聚的林忠心和刘桂兰夫妇，蒋根娣，还有阿七头的太太，常淑琴。他们是座飞机到哈尔滨然后赶晚一班的火车到黑河的。午餐真的好吃，都是久违了的，不，近一半是从来都没有吃过的东北菜。大伙一至认为，那道油豆角是最好吃的。试着要第二份，但被告知没有了，那是最紧俏的菜。用完餐，稍作休息，汽车带我们逛了一下俄国小商品城后，直奔北安。沿205国道南行，一路还算顺利。预定六点左右到北安，可四点就有人给建明打电话问几点可以到达。原来，北安的欢迎人群在四点已经等着我们了。接近北安，天开始飘起小雨。当车队驶入车站广场，耳边响起阵阵的腰鼓声。刚被吊起的兴奋却被突然的阵雨憋了回去，但那兴奋立刻又像被释放了的压缩弹簧，一下子蹦了起来，因为我看到了太多的30多年未见面的东北伙伴们。老段从牡丹江赶来，赵大夫和吴艳娟从齐市赶来，徐石合从四平赶来，孙永华从海南赶来，还有那么多的北安知青：亚安，亚军，泮泽，德信，淑芬，玉萌，秀梅，连祥，老梅，国君，国大，卓刚，宋英，延胜，景龙，玉喜，德安，志刚，显忠。。。握不过来的手，问不完的好。没人眼里有泪花，只有灿烂的微笑。为我们接风的晚宴上，大伙频频举杯，相互祝愿。那场合让人享受，让人陶醉，让人留恋。一个朋友自远方来，即可不亦乐乎。更甭说一群30多年未见的人从那么大老远来，那当然是乐得更不可形容了。“喝水不忘挖井人”，我和吴其元来到陈建明桌前敬他一杯酒，感谢所有对促成这次大聚会做出贡献的人，话语不多，尽在酒中。建明欣然一饮而尽。

    所有的重头戏都在次日。知青墙落成典礼—〉回访连队—〉大联欢。因为现场人太多，难以凑到前面去细细的听和看知青墙落成典礼全过程。感觉就像过年一样。尽管如此，还是很开心和满足。因为墙已耸立在这块大地上。以后，那墙将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牵挂。而因为那么多人的牵挂，这墙将附有灵气，孕有生命。如果幸运，她将有机会告诉后人，是怎样的一群先人将她永远的留在人间。

   晚上的大联欢很热闹。同样因为人多，畜牧场被安排在最后面的边角。基本上看不到节目。但可以听，并且我也上台与畜牧场的同伴们一起唱了支歌。因没有机会参加排练，基本上不会，加上嗓子已哑，所以我是“吼”完那支歌的。之所以尽力“吼”是为了不让畜牧场的同伴们失望，是为了表现出我很乐意参加这样的活动，是为了表示我也想做一份贡献。所幸，当与朋友谈完话站在饭店入口的台阶上，我欣赏到了那优美的国际标准舞。惊叹舞者的妙姿和技巧。宴散，猛然看到“我真的好想，好想”的作者，范芷苓。不用问，她一定是因为“真的好想，好想”而飞来的。那篇文章深深地打动我。因为此文而敬重她，忙上前握手打招呼。读她文章时出于好奇，想看一下笔出何人。来到范芷苓的博客。范芷苓的照片让我大吃一惊，她长得和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几乎一模一样。我这位同学目前是同济大学的教授。这次北上时，我告诉了梁志军此事。

     对我来说，这真正“重头戏”是在回到畜牧场。短短的两个小时里，得到太多的感慨。在去畜牧场的路上，吴其元打电话给徐林，唯一还活着的当时机耕队的本地老师傅，告诉他我们马上就到。当车停在原水房边时，我们看到已有人从农舍陆续走出。下车往前走，看到了那张熟悉但又陌生的脸。是徐林，是那只比我们大几岁的徐林。那布满岁月痕迹的脸，那满头的银发，那洗得发白的当年的中山装，那满含着期待的眼神。快步上前，紧握徐林的手，眼圈一热，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进屋，房还是当时的房，炕还是当时的炕，中国这30年的飞跃在我的畜牧场一点也看不到。心碎，泪如泉涌，难以克制，只得把脸转向窗外。吴其元见状提醒道：“受不了，到外面去”。来到屋外，小院倒也干净。静静的呼吸着这故土的空气，心也就慢慢的平静下来。走时关照徐林的儿子和媳妇好好照顾徐林，我们还会来看他的。不善言语的徐林含泪道：“不知下次还能见到你们不”？我们同声说：“一定能”。同样的感情可以在许多当地老职工身上看到。原二连赵亚超连长， 70多岁的人了，默默不语，我们走到哪儿，他就陪伴到哪。眼里总是湿润润的。我们还见到了张师大，大金牙夫妇，原食堂的潘师傅夫妇等。令我们非常欣慰的是，我们离开时当时才十来岁的孩子们，这次再见到时都已是40来岁的人了，他/她们尽然还能叫出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那时是干什么的，并亲切地称我们为“哥，姐”。坦率地说，就是自家的亲戚，都难以做到这一点。

    独自绕着畜牧场走了一圈，场区环境的荒凉潦倒让我再次感到压抑。当时最好的房子，办公室和知青宿舍，都已成为家属房。大食堂，马号，鸡舍，蚕房，小窑，铁匠铺，。。。都没有了。但谭金虎当时结婚用的茅屋还独自立在那儿。好像是特地为我们的回访而留下的。来到山脚，幸福车站不再存在，但道口依旧。面朝西，那是一分场方向，临近铁道，是一大片的草地，那儿曾经是我们的足球场。球架已经没有了，但耳边却隐隐响起当年踢球时满场的粗话，并能辨出谁是谁。哦，那时我们都年轻。见景生情，真想跪在草地上伏下一吻，但怕同伴们耻笑作秀，忍住了，可眼已湿润。拍了不少的照片以作留念后，准备上车回北安，但心中总是觉得堵得慌。就在这时，一辆蹦蹦车快速冲到我们面前，车上跳下一伙人，领头的是孙万明，当时是赶大车的。他一边走一边把手往身上擦，到我面前，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来啦，来啦”。孙万明是“二劳改子弟”，书没读过多少但人聪明。当时他喜欢和上海知青聊天，大家都喜欢他。聊了没几句，我们要走了。老乡们围上来送我们，握手道别。这时孙万明有些激动。他说：“真得非常想念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我就是不喜欢这样的道别场面，我受不了”，我一激动，把他紧紧地拥抱住。这时，孙万明在我脸上狠狠的亲了一下，抱住我放声大哭。此时，我不能自己，像孩子一样的哭了起来。那心中的郁闷，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我什么都不愿想，只要我的大脑完全放松，尽情的宣泄那淤积的思念。片刻，有人推我，“小宁，该走了”。孙万明推开我：“走吧，快走”。我明白他的意思。快步上车，车徐徐开动。本不想再把我这哭着的脸露给乡亲们，但还是忍不住从窗户探出半个身子，扯着我那沙哑的嗓子大声喊道：“多多保重，我们会回来看你们的”。让我震撼，几乎所有乡亲都是左手抹泪，挥动右手为我们送行。泪，再次止不住流下。车上无语。可惜，当时没有人用相机人留下这让人终生难忘的场面。

    9月29日，畜牧场的北安知亲们为我们安排了去五大连池游玩。那是轻松的一天。沐浴着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享受着东北朋友对我们的关爱，让人感到放松。道别晚宴时，惊喜的见到碾子山的知青赵秀云。得知赵秀云生活不济，大伙解囊相助。秀云是个好强的女人，死活不肯接受。但大伙的一句话打动了她：“就把我们当你的弟弟妹妹。姐有难处，弟妹是有义务相助的”。在场所有的黑兄黑妹都为之动容。宴散，我们也该离开北安了。参加晚宴的所有的东北朋友都来车站为我们送行。两天前，当我们驱车去畜牧场的的途中，钟柳蓉从上海打来电话，她后悔没和我们一起来。可以让她解一下乡愁的是那念念不忘的东北油豆角。我把她的话在28日的聚会上说了。显忠打保票说：“再多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们”。就这样，显忠到菜市场精心挑选了最好的豆角让我们带回。与朋友们一一道别，我的心已非常的平静，因为我找到了我想要的思念。但我看到老段的眼眶里充满了泪水。上车，跪在车的铺上，向窗外的东北朋友们不断挥手，作揖。车渐渐离去，分别就是这样的简单，无奈。

    30日12点50分的飞机回上海。当晚在佩基家聚会。汇报北上的感想。要问我到底思念黑土地的什么，我可以清晰的回答：我想知道，我还能看得到我留下的青春痕迹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那儿有那么多仍然思念着我们的朋友，包括他们的后代。他们思念的是我们曾带去的都市文明，是我们曾带去的青春活力和朝气，是我们曾带去的那么多的“麻烦”。他们不愿我们离去，他们懂得我们存在的价值。而我们，也从这黑黑的土地上取回了它的豪爽，它的坚忍不拔，它那充满大蒜味的辛辣。是的，我看到了我青春的痕迹。我心满意足这次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