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学》2022年第3期

 在与一苇和母亲可凡的关系当中，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心理师、父亲的老同学、叔叔、朋友，还是她叫的哥哥，或别的。

 和很多早期的同行一样，我也是半路出家的。从鹤岗辞掉厂部宣传科的工作来到北京之后，我还做了不少年头跟煤有瓜葛的生意，譬如劳保用品、小型机械啥的，都是跟人合伙，拿小头。后来煤矿关的越来越多，慢慢地终究做不下去了，以前赚的些许都赔了进去，一直没在北京扎下根来，家庭也破裂了。有一段我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晚上睡不着觉，从单人床上起身成了登长白山一样的事。有一次这样在床上躺了一天一夜之后，身体轻飘得像张纸，肚子却咕咕雷鸣起来，我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