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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2021年第6期

一

其实从学校到家的这段路，只有两站地。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是三站地，因为这段路上出现过几个初中孩子，倒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向经过这里的小学生要钱。没钱的孩子，挨上一脚，便可以通过；有钱的孩子，给了钱，可以免去这一脚，还能得到“真懂事”“做得好”这样的夸赞。这几个初中孩子成了我放学回家路上的一个站点。路上多了他们，我就感觉这段路被分割成三截，便有了三站地的印象。另一个靠近学校这头的站点在桥头，桥下不是总有水，水量随雨量增减。桥上老有摆摊儿的，卖变形金刚贴画、玻璃球、砸炮枪、烤红薯、炸丸子，应有尽有，打这儿一过，色香味毕现，到了老师嘴里，成了“五毒俱全”。

那几个大孩子是在我小学三年级时出现在那里的。那时候我的零花钱都不够自己花的，被这几个中学生劫走过一次，便很少再带在身上，或赶在回家前，在桥头把钱花完，结果每天放学都要挨上一脚。有一次他们没有像以往那样侧摆腿——类似足球场上的抽射动作——踢我的屁股，而是正抬腿蹬到我的小腹上，给我踹了个跟头，不仅疼，还让我感觉受了奇耻大辱。除了忍住哭，爬起来往家走，我没有别的办法。悲愤中，我看到家门口巷子里的墙上贴着一张白底黑字的广告，刚贴上去的，所以纸很白，字很黑，很显眼。那是一则少林武术课程班的招生信息，字是用毛笔写的，并不好看。——当时我觉得字迹的美观程度与武功高低成反比，写得一手好字的人，不可能还有时间钻研武艺。纸是挂历纸，用的背面，所以贴在墙上很亮，被裁成二十一寸电视屏幕那么大，空白处画了一个赤膊拿棍的武者和另一个赤膊持刀的武者，两人正在对决。看着这幅画，我似乎看到几年后，我光着膀子拿着片儿刀，面对劫道者毫不畏惧胸有成竹的场景。

回到家，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爸和我妈，说我想学武术，但没讲明缘由，我那时候觉得被人欺负，是件丢人的事情，怪自己没本事。我妈当场否决，让我好好上学，将来靠文化知识吃饭。我说你不让我学，我连晚饭都不想吃。我爸说男孩子，学武术也未必就能靠武术吃上饭，但强身健体，可以一学。他表示，为了支持我，他可以把烟戒了。但我妈就是不同意。我便不再和她说话，以不去上学相威胁——去上学的话只会每天挨上一脚。三天以后，我妈答应了，但她也不跟我说话了。我的恐惧，开始从放学的那条路，转移到我妈的沉默上。

二

我光着膀子，拿着片儿刀，面对劫道者毫无惧色。

手起刀落，劫道者人头落地。

导演说，停！换马老师！

马老师是位家喻户晓的明星，正在拍摄一部中日韩合资的电影，我是马老师在这部戏里的替身。刚刚这套动作，出自日本武术指导的设计，我刚拍完第七条。本来第六条拍完导演觉得可以过了，结果韩国监制看回放的时候发现我露脸了，就说再来一条。

这条也检查了，我腾空转身后及时举刀，用胳膊挡住自己的脸，顺利完成了属于我的工作。

我领了盒饭，坐在树下，拧开矿泉水，开始吃饭。两荤两素，四种菜分别盛放在两寸照片那么大的塑料饭盒槽儿里，好在菜咸，汤儿多，可以拌饭蘸馒头，主食随便吃。开机一周后，我摸准了这个组盒饭的热量可以支撑的时间，一般两个小时后就会饿，我的包里备了牛肉干和奶片，用以维持蛋白质供应。我得时刻保持身形，无论什么时候脱下衣服，都有隆起的肌肉。

马老师披着衣服，不慌不忙从房车上下来，后面跟着的助理拿着剧本。这场戏没台词，只需要马老师给出适当的面部表情。

制片主任拎着保温箱迎面而来，说马老师，您的餐到了。马老师有些不耐烦，说怎么又吃饭呀！也不管制片主任，迈腿往片场走。

人还没到，片场已经紧张起来了，层层递话：马老师来了，准备！

马老师披着的衣服还没从肩上摘下来，我已经扣上了盒饭的盖子，连同一次性筷子，扔进剧组的大号垃圾袋。

今天我的戏拍完了，剩下的就是马老师的特写了。但我还不能离开片场，得等马老师收工了，我才能走，这是写进合同里的工作要求。明星们只负责文戏部分，不管武戏，武戏都交给替身。有时候文戏和武戏的界限模糊，比如有的明星认为爬楼梯也算武戏，应该让替身去完成。当然也可以认为爬楼梯是文戏，这取决于明星当天的心情，明星的心情不是剧组能把握的，好在剧组能控制替身的工作时间。

女朋友正在房间里等我，她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编剧，在家剧本写不下去，需要新鲜环境的刺激，我在哪儿拍戏，她就跟到哪儿。她说未知的事物和场所，会让她的格局变大，灵感泉涌、冲破壁垒。我俩是两年前在剧组酒店的健身房认识的，她当时还是跟组编剧，五流都算不上。我为了保持身形，隔天就要去次健身房。当时我正在给一个香港明星做替身，拍的是一部功夫片，这是我第二次给他做替身，这次是他点名找我，给他做替身的第一部片子两个月前获了奖。她那时候是写到绝路上去了，对着电脑毫无感觉，就走出房间，跑到健身房，举着两片轻薄的哑铃找灵感，样子很可笑。我看她的发力方式不对，提醒她不要耸肩，上身放松，频率放慢，延长动作收回来的时间。她以为我是健身教练，要卖课，并没有照做，说她只是随便玩玩，然后便去了其他器械那里。第二天，我在现场看到她，她拿着新改好的剧本守在监视器旁，等着给导演看。导演来了，全组开工，拍完男一号的脸后，我站到摄影机前，开始拍打斗过程。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又在健身房碰到她几次，她知道了我不是卖课的，开始照我说的方式练习，她也知道了我的房间号，会来我屋里参观我吃的营养品，看我用哪款瑜伽垫和泡沫轴，我们还一起约在外面吃饭。文戏杀青的前两天，她邀我到她房间，开了一瓶威士忌，诉说各自从业经历，都是小人物的励志故事，我们相谈甚欢，喝完我没再回到自己房间。后面还有很多场武戏，她先于我离开剧组，我们相约回到北京后联系。武戏一杀青，我回到北京，我俩谈起恋爱。

我知道，她跟我好，可能是想嫁给一个动作明星，至少也得是一个动作演员，可我现在仍是武替，看不到未来。我都有点儿不好意思带她来剧组了，更不好意思回房间面对她，所以在片场傻等，倒让我不那么不安。

三

十岁那年，我按图索骥找到武术班，交了报名费，学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学东西这么投入，压腿疼我也咬牙坚持，眼泪掉在腿上我也不放弃，经受肢体磨砺的同时，我也在心里制订了计划，出师之前，不要暴露自己在练武，学有所成时定会吓那些初中生一跳。——也许到时候他们就是高中生了，或者已经去工厂上班了。

结果才上了两次课，那几个初中生就在那条路上消失了。他们是永远不会出现了，还是暂时忙于期中考试，或者另一批比他们手段更残暴的大孩子将取代他们出现在这里，这些都不得而知，所以我并没有放松训练，一学就是六年，直到初中毕业。中考也因为武术特长加分，考进市里的中专，毕业后我成了一名体育老师。我能把武术坚持学下来，除了来自放学路上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威胁，也因为一块手绢。我是五月进入武术班学习的，到了六月，我爸给了我一块手绢，让我擦汗，是一块白底印着浅蓝色方格的手绢。他说，你妈给你买的。手绢我留着一直没用，一是觉得太娘了，练武之人就该满头大汗，二是怕弄脏了，白手绢沾上别的颜色就不好看了。一想到白手绢，我就控制不住，非把自己练得汗流浃背。

后来我在我的母校小学教了两年体育，不顾我妈反对，先斩后奏，打了辞职报告，成为一个不再挂靠组织的青年。这时我已经二十一岁了，教小孩立定跳远和广播体操已不能让我满足。

忘了上回因为执意学武我妈不和我说话后，我俩是如何恢复交流的。这次辞职前，我料想到我妈可能又会以不再理我作为对此事的反应，但它跟在更大舞台上翻滚的愿望比起来，显得微不足道。

我是在放暑假前辞的职。那段时间我妈也在办退休手续，再有一个月她就正式退休，现在不必每天按时上下班。他们单位的传统是每年安排离退休人员和优秀员工去大连度假，可以带一位家属，我妈想带我去，问我学校那边几号开学。我说可能是九月一号吧。可能是我说话的语气流露出我不想和她去旅游的态度，我妈说什么叫可能九月一号，几号上班你不知道吗。我说我不回学校上班了，我妈问那去哪儿上，我说想去北京。我妈一时没反应过来，这个地方太出乎她的意料，她想象不到我的工作和北京的联系。我爸及时问道，去北京干什么呢。我说，去演戏。那时候我已经通过互联网，知道北京北三环的路北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了，每天会有渴望演戏的群众演员等候在那里，盼着自己被缺人的剧组选中。去了北京，我也打算先站在那里碰碰运气。我的优势是能来两下，拿过我们市青少年武术比赛第一名。我对我妈说，大连您和我爸去吧，我要去北京。我把去北京的计划跟他俩说了，我在我妈脸上看到比我那年跟她说要学武术时更焦灼的表情，她的脸像打了铅，一股向下的力量拉动着她的面部肌肉和神经，那股力像一张拉开的弓。我迟迟没等到她放出来的箭，或者说她放出了让我无法还手的一箭——又不和我说话了。可能她也了解自己的儿子，他想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变更。

我说，给我五年，如果不能在北京立足，我就回来，踏踏实实找份工作，直到退休。我爸当着我妈问，立足的标准是什么。我说那时候我就二十七岁了，我问我爸，你二十七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爸说住在单位分的平房里，跟你妈谈恋爱，准备结婚，一年后有了你。我说行，五年后我也在北京有房有女朋友，准备结婚。当时是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年头，谁也预测不到未来中国的每座城市会怎么发展。我离家前的这番话，在当时听起来并不觉得有多缥缈。

动身前，我买了张北京地图，把电视上和报刊上常看到的那些地名在上面做了标识，在家背了一个礼拜，并根据比例尺，知道了自己的一拃，在这张地图上相当于多少公里。还买了一部西门子手机，没有买卡，打算到北京后，用当地卡。

下了火车，我在北京站的报刊亭买了神州行手机卡，给家里打了电话。我爸接的，我把号码告诉了他。还告诉他，接打都是一分钟六毛，长途电话会贵点儿，如果给我打电话被我挂了，别着急，过一会儿我会找便宜的公用电话回过去。我爸说知道了，然后让我注意一下行李包的底层，赶紧挂了电话，五十九秒。

我第一晚住的是地下旅馆，三十块钱一个床位，一间屋三张床，各顶一个墙角，另一个守着门的墙角放着脸盆架和衣柜。我的床位临窗，窗外是天井，往上两米才是地面。我坐在床边，整理行李包，看到了塞在底层的两个牛皮纸信封，信封正面没写字，右下角印着一行红色毛体字，是我妈单位的名字。信封一薄一厚，都塞了东西，伸手一摸，是钱。我扭过身，盘腿坐在床上，面向墙角，身体挡住信封，开始数钱。一个信封里装了两千，另一个里是两百，这时我看到信封背面有字。

厚的那个信封背面，手写了两行字，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别饿着自己，二十三蹿一蹿，你还能长个儿，吃好点儿。无论什么职业，个儿高都不吃亏。

薄的那个信封背面，也无抬头无落款，写了半行字：回家买票用。

都是我妈的字。

第一个信封里的钱很快被我花光。留在北京，比想象中难。第二个信封一直被我放在行李包里层，我给自己定下规矩，除了回家，不要碰它。后来无论多难，我也没碰过它，更没动过用它回家的念头。所幸张艺谋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大片时代，一时间弄得中国导演们不拍个大片儿好像就不是导演了似的，这对中国电影是好是坏我不知道，至少让我在北京活下来了。拍大片儿，首先得人多，那几年每天有面包车一车一车地从北影厂门口把等活儿的群众演员接走。大片儿还少不了打斗场面，于是我有了用武之地。有一次往家打电话报喜，是我妈接的，往常这个时间都是我爸守着电话，这是我一家三口的默契，我把近况跟我爸说了，我妈自然也就知道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拿起话筒的不是我爸。听到我妈的声音，我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下意识喊了声妈，她答应了。我简单汇报了情况，告诉她我正在宁夏的影视城，她听着，没多说什么。我觉得该说的都说完了，最后问她我爸呢，她说出去了，我说你俩身体都没问题吧，她说都挺好，然后我们就挂了电话。这段时长不足两分钟的通话，就像用针扎进一管堵住的牙膏，在内外力的作用下，牙膏又能挤出来了。从此，我和我妈又说上话了，尽管不多。

仅仅有了用武之地，距离“在北京有房有女朋友”还差十万八千里。五年很快过去了，春节回家，吃年夜饭的时候，我爸问，还走吗？其实他的意思是，立足未遂，北漂该结束了吧。但我说，过完十五就走。我妈眉头一皱，说，你怎么说话不算数。这五年里，我只回家过了四个春节，跟我妈总共说了不超过四百句话——也许不止，但我总有种感觉，每次回家和她说的话都没超过一百句。现在，她又不跟我说话了。

使我没有信守五年承诺的是，一起在北影厂门口等活儿的人里，出现了一个身材瘦小，单眼皮但眼球不小，一笑俩酒窝武功不如我的人，名叫王宝强。他没几年就演了冯小刚的电影，签了当时中国最好的经纪公司。这让不止我一个在北影厂门口等活儿的人都觉得，再坚持坚持，说不定也能成。

我妈喜欢看冯小刚的电影，那年过完元宵节，我离家时的愿望是能演一次冯小刚的电影，等片子上映，给我妈买一张电影票，就算主动开口向她求和，她看完电影，也就会跟我说话了。一举两得。

结果冯导拍完《集结号》后，没再拍动作戏，我和我妈的关系也僵在原地。

四